在以平等为目标的所谓社会主义中国，却有一个特别不平等的结构性体制，就是特供体制。从表面上看，特供就是一个专门为高级领导人的日常生活进行特别供应的体制，但是大多数人对特供体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中共来讲，特供是其邪恶体制稳定运作的一项制度保障。在当前时代，特供体系已经泛滥成灾，而最血腥的器官特供正在让中国民众从奴隶沦落为人矿。中共的特供体制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又如何泛滥成灾的？
共产制度的结构性特征 中共特供源自苏联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新唐人《菁英论坛》节目中表示，中共的特供体制早在中共建政前就有了，最早的时候大概是1941年，当时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仿照苏联的模式在延安建立了特供体制，这个特供体制最早来是从苏联共产党那里传承来的。根据那时候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回忆，说延安那时候「衣分三色，食分九品」，就是衣服有三种颜色，吃的饭要分九个等级。最普通的就是大食堂，就是大锅饭，越往上食堂就越小，给最高级领导干部开的食堂就叫小灶。开小灶就是那时候的一个名词。1949年中共建政后，这种特供体制并没有消失，而是扩张了。当时在香山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农场给中共副总理以上级别的人提供蔬菜水果这种农产品特供。针对一些特别领导人的特供就更厉害了，像毛泽东比较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那时候就专门在长沙找了一批三代贫农的这种又红又专的农民，组成基干民兵连，专门给毛泽东捕鱼、送鱼，往返数千里，用国家专机给毛泽东运送活鱼。
在中共整个体制内，反对并取消特供制度的最高领导人只有一个人，就是胡耀邦。胡耀邦当时认为人民政府怎么搞特供呢？这不是脱离离人民吗？所以就把这个特供给取消了。但是胡耀邦去世以后，特供又重新开始了。后来越来越严重，2005年的时候，中直机关就专门成立特供中心了，还不是说给领导人提供，是给机关，向九十四个中央级别的部委办局提供特供食品。它有很多基地，这些基地全是要求生产有机食品，无污染、无农药、无化肥，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无转基因食品。中国宣传转基因食品是无害的，但是中直机关的人是绝对不能吃这个东西。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改革开放前，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的四楼就有一层专门的商店，只有副部级以上的人才能进，当然也包括这些领导的家属和司机。这个特供商店由北京第二商业局管理（第一商业局是管一般老百姓用的商品），里面的货物非常齐全，不但有国内的稀缺商品，也有外国的一些商品。这里的很多东西可以直接用专列和专机来运送，卖给高级官员的价格很便宜，因为中间成本不计算在内。其实文革之前，在各地方包括政府和军队都开始建立自己的「服务社」，最高级的「服务社」要有证件才能进的去，低级的一些军人和政府官员也可以进去。但是按照官员级别的不同，买东西的直接补贴也不同。我记得以前有个朋友，父亲是团级军官，70年代的时候，在军队的「服务社」里他父亲每个月可以拿到16元人民币的特供商品，他说师级可以有30多元人民币。那个时候工人的最低工资一个月只有8元多。
郭君说，这个特供是一种结构性的东西，是从苏联学来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短缺，食品、基本消费品基本上都短缺，老百姓凭票供应，而各级官员可以有特供。到了最高级的官员，那就更多了。毛泽东喜欢抽烟，四川专门从什邡调设备、建工厂，专门给毛泽东一个人生产香烟，烟叶也是专门种植的。这个烟九十年代后也在市场上卖了，品牌就叫「中南海」，当然它的质量和以前的特供烟完全不一样了。
特供泛滥 高层基层各有门道
大纪元资深编辑与主笔石山在《菁英论坛》表示，中共出了一本纪念毛泽东的册子，里面专门谈到毛泽东的日常起居生活，谈到他1961年（三年大饥荒时代）的一些食谱。我记得最后算下来，说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大概是770多人民币。770元在当时的中国差不多是一百个工人的最低工资收入了。其实我见识过普通级别的特供，比如说部队里面的师长军长这一级的，也非常非常厉害，下面整个一个连专门给他养猪种菜。当然这个事情，很多中国人可能就没有特别在意。但是特供的事情现在居然越来越厉害，已经不是中央领导人或者领导机关有特供，很多部委，很多省市机关，甚至县一级的政府，他们都开始有自己的特供基地了，就是整个都泛滥了。
石山说，我记得袁红冰袁教授给我们讲他跟习近平喝酒的时候，说习近平每次拿来的就是红茅，或者叫飞天茅台，而且上面打着特别标志，内行人一看，特供酒。这种酒拿出来请客面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中共的特供走到后来，它不光是一个生活上的问题，不是说我没肉吃，专门给我打一头野猪来给我吃，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它已经成为这个共产社会的一种文化，一种特权文化。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咱们俩不是一个级别的。
湖南岳阳市君山区前林业局副局长刘绍纯在《菁英论坛》表示，现在特供愈演愈烈，已经到了基层政府这一级别，主要是对安全的考虑，比如土壤的污染，农药、抗生素的污染，他们就觉得像上面大领导那样学不了，我不能从国外进口或者从特别基地来买入。基层政府就利用农村扶贫项目，什么生态农业这些项目，我就结对子，一对一和那个农户结对子。你就给我专门种这个水稻，给我专门种蔬菜，或者专门给我们养猪、养鸡。但是你这个地方是我扶贫工程的对象，是属于一对一或者公司加农户这类项目的，这些都有上面资金扶持的。所以他们打出这样的幌子，搞生产农业，搞这个精准扶贫。他们种了这些东西之后，首先自己用，用不完的，先在机关里面开一个扶贫超市，打扶贫旗号。扶贫超市里面全部卖的都是这些有机的农产品，比如说鸡蛋是土鸡生的，就是没吃饲料的也没激素的，养的猪是吃像麦麸谷麸这样的谷物没添加什么瘦肉精的，这些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然后有定时的配送。
刘绍纯说，搞特供，真正食品上面的特供，还是表面的。他们还有其它方面的特供。比如说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他们觉得农村这个小女孩长得比较好，那我给你牵线，哪家领导需要这样的苗子，或者是需要这样的保姆，或者是你有一点文化，需要这样的人，就精准的和上面联系了。这叫什么人才平台，外输扩大就业，可能就是这些好的男孩、好的女孩，都是在「精准扶贫」里面都被糟蹋掉了。
器官特供 中国人从奴隶沦落为人矿
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在《菁英论坛》表示，我认为中国的特供食品是普通老百姓还可以想象的，甚至特供医疗也能想象到这其中的巨大差距。但是更深入一步，可能就是老百姓想象不到的，那就是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的特供器官。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权力制度巨大差异的最终体现形式。因为特供的器官，它并不是有钱的人，可以能实现得了的，它并不是仅仅花钱就能为自己换一个13岁的、15岁的、25岁的这样的肾脏。这里面能操作这些事情的人，一定是既有钱又有极大的权力，他才能调用高铁、高速公路、还有飞机为他个人服务，所以我想这才是中国这个社会最深不见底的地方。
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我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那些新华社的官员为了拉拢香港一些富豪做统战，就给这些富豪特供器官，然后直接到广州监狱里去挑，就是有新华社官员专门陪这些富豪在监狱里去挑很好的年轻的器官，然后给他们移植。所以为什么那些富豪在关键时候会出来为中共站台呢，特供器官一直给香港富豪，还有一些外国政要提供了一个「便利」。
石山在《菁英论坛》表示，谈到特供器官这个方面，确实已经超越我们普通人对所谓特别供应、特殊供应的理解，我们还停留在食品这个阶段，但实际上现在中共的这种特供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个特供显然不是我们一般认识到的特殊供应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是深刻地植入在中共的整个体制里面，这个体制有多邪恶，这个特供体系就可以走到多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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