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比亞曾是非洲經濟成長較快的國家之一，但在大舉向中共借貸後陷入嚴重債務危機，國家財政瀕臨破產，民眾生活也日益困苦。
中共大型國有銀行與金融機構以基礎建設投資為名，持續向贊比亞政府及國有企業提供貸款，並透過複雜的融資架構擴大影響力。隨著債務累積、還款能力惡化，中共貸款機構在追債問題上態度強硬；加上債務資訊不透明，重組協商困難重重。近年嚴重乾旱造成限電，更令危機從政府財政蔓延至一般家庭與小型企業。
乾旱與限電衝擊民生及農業
贊比亞約有60%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電力供應高度依賴水力發電。2024年，一場數十年罕見的嚴重乾旱使全國水庫乾涸，財政困境又令電力供應雪上加霜，贊比亞電力公司開始實施限電。
自2024年3月起，贊比亞持續輪流停電，多個地區經常斷電，部分日子每天僅供電4小時。對一般家庭而言，基本生活安排因而變得困難；仰賴電力抽水灌溉經濟作物的小農場主，則面臨更直接的生計威脅。
盧薩卡郊區菜農卡南格瓦・紐洛夫（Kanangwa Newlove）表示，由於無電可用，她無法灌溉作物，只能看著10英畝菜地在高溫下枯萎，或將作物拔除餵豬。停電亦使她無法冷藏蔬菜，牲畜養殖與屠宰業務難以維持，最終不得不大幅縮減耕作面積和播種量，也無力聘用季節工。
紐洛夫指出，電力公司雖會預先公布限電時間表，但實際情況經常變動，農民難以據此安排作物照護或及時採取減損措施。每天僅有4小時供電，已不足以維持農場營運，她被迫考慮是否關閉農場。全國各地還有許多和她一樣面臨經營困境的小企業主。
基建借貸逐步演變為債務危機
2011年，贊比亞電力公司（ZESCO）與中國工商銀行（ICBC）簽訂近2.85億美元的長期貸款合約。其後十多年，該公司持續向工商銀行及其他中國貸款機構借款，最終與贊比亞政府一樣深陷債務困境。
贊比亞是全球負債最重的國家之一，亦是COVID-19疫情期間非洲首個發生主權債務違約的國家。作為該國最大國營企業的贊比亞電力公司，是全國整體債務的重要來源之一。
一項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主導、23家媒體機構參與的「中國資本」（China Capital）調查，檢視約480萬份文件，包括客戶檔案、盡職調查報告、貸款協議、會議紀錄及中英文內部電郵。調查指出，中國工商銀行透過英國子公司及倫敦分行的安排，向贊比亞政府和企業提供高風險融資，並加劇其債務壓力。
贊比亞及許多非洲國家雖擁有豐富資源，但基礎設施相對落後。中共藉此提出資金、技術與人力支援，協助推動基建建設。調查認為，中國工商銀行表面上屬商業銀行，但在評估全球貸款申請時，經常把「一帶一路」倡議納入考量，因而被視為配合中共外交政策的金融工具。
中國企業亦積極遊說贊比亞國營機構透過新借款推動開發。贊比亞政府急於投資基建，而中共貸款表面上取得較容易，多項因素共同推高借債規模。
經濟榮景未化為普遍改善
2011年，贊比亞經濟前景一度受到看好，政府大力投資輸電線路、高速公路、體育場館及機場等項目，並積極尋求外來基建資金。2013年，中共黨魁習近平宣布「一帶一路」倡議後，中共對贊比亞等非洲內陸貧困國家宣稱，可成為西方融資機構以外的選擇。
相較於西方貸款機構，中共提供的貸款被認為附帶較少經濟政策條件；西方在非洲的殖民歷史印象持續存在，而中國投資者也願意進入其他投資人不願涉足的領域。對西方企業而言，贊比亞的風險溢價及資本成本均較高。
德國經濟學家、贊比亞良好財政治理項目負責人芭芭拉・杜茨勒（Barbara Dutzler）表示，中共採取國家與產業協同的方式，具有整體地緣戰略規劃，並對投資加以引導與控制；即使項目未必獲利，只要有助推進其議程，仍會投入資金。
中共駐贊比亞大使館則否認透過放貸尋求政治利益，聲稱中方遵守市場規則與國際規範、尊重合作國意願，不會強迫他國借款、施壓還款或在協議中附加政治條件。
贊比亞是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在大宗商品繁榮及中國銅需求旺盛的帶動下，2004年至2014年間，贊比亞國內生產總值年均成長7.4%。不過，成長主要集中於城市與採礦業，經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弱點並未消除。
當時包括紐洛夫在內的許多小商家生意興旺，對未來抱持期待；但對赤貧人口而言，多年經濟成長沒有轉化為更多具生產力的就業機會，生活水平亦未見顯著改善。
缺乏監督的融資與建設模式
由中共資助的基礎設施項目，經常未經公開競爭招標便獲核准，部分項目被指資金使用效率不佳、成本偏高，也有項目偏離國家發展重點，未能有效帶動經濟成長。
部分贊比亞政客被指為了展現政績及爭取選票，在選舉前倉促修建道路或推進其他基建，導致工程品質不佳，短期內便損壞並需維修。亦有官員嘗試減慢舉債速度，卻被批評為「財政保守主義」。
贊比亞加速借貸之際，主要出口商品銅的價格卻持續下跌。國際評級機構隨後下調贊比亞主權信用評級。2015年9月，標普全球指出，銅價低迷將使贊比亞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外債負擔也會加重。
儘管債務壓力升高，中共債權人仍持續放貸，而贊比亞當時的債務管理能力有限，難以完整掌握所有借款狀況。2010年代，大量中國企業進入贊比亞，為取得基建合約，主動協助政府與國營機構向工商銀行及其他中國金融機構安排貸款。
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中心「全球中國倡議」研究人員吳天一（Tianyi Wu）指出，由承包商協助安排貸款的模式逐漸制度化，贊比亞政府發現，將貸款申請與資金籌措直接交由中國承包商合作夥伴處理較為便利。
然而，在這種交易模式下，中國同時扮演貸款方及承包商角色，從融資與工程兩端獲益；贊比亞則需承擔還款義務及大部分財務風險。一名前贊比亞財政部官員表示，財政部原應監督借款，但後來發現許多事項無法掌控，一段時期內整個借貸流程幾乎無人統管。
中國非洲研究倡議（CARI）研究顯示，在取得中國貸款的非洲國家中，向贊比亞提供貸款的中國金融機構數量最多；承建中國融資基建項目的中國承包商數量則居第二位。
多名分析人士認為，腐敗、利益輸送及制度缺陷加深了贊比亞債務危機。大筆資金流入大型基建項目時，政客可能藉此收取回扣並從中獲利。
電力公司債務與主權違約
即使贊比亞的風險不斷上升，中國工商銀行仍擴大在當地的借貸業務。隨著債務增加，贊比亞反對派政治人物及公民社會團體日益擔心中共涉嫌掠奪性放貸；國際間亦出現對「債務陷阱外交」的批評，認為債權國可能讓借款國背負過重債務，以取得後續讓步。
贊比亞電力公司向工商銀行借貸2.85億美元後，首筆2,000萬美元還款原訂於2018年6月到期。當時該公司已陷入嚴重財務困境，不僅負債沉重，亦拖欠電力供應商款項。即使如此，工商銀行仍承諾為另一個由中國企業特變電工（TBEA）參與的電力項目提供數億美元融資。
工商銀行內部紀錄顯示，該行早已憂慮贊比亞電力公司的償債能力。由於降雨減少，水力發電收入下降；該公司同時背負由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工商銀行共同提供的15億美元水電站貸款，並剛支付1,500萬美元貸款管理費，財務壓力進一步加劇。
不過，工商銀行總部仍要求倫敦分行從代管贊比亞電力公司資金的儲備帳戶中轉出2,000萬美元。內部報告指出，總部甚至在相關文件尚未齊備前便施壓付款。由於該帳戶完全由工商銀行控制，該行可直接動用帳戶資金還債，使贊比亞電力公司承受更大壓力。
2014年至2019年，贊比亞政府對外國債權人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增加超過4倍。2020年，贊比亞電力公司一家子公司未能償還15億美元水電站貸款；贊比亞亦因拖欠外債發生主權債務違約，被迫與債權人展開重組談判。
為減輕財政壓力，贊比亞政府削減燃油等補貼、提高電價。貨幣貶值及通貨膨脹進一步推高生活成本。2023年，贊比亞遭遇40年來最嚴重旱災，水力發電量大幅下降，持續停電重創企業與農場。停電也引發盜竊問題，商戶被迫額外購置發電設備，許多商店與農場最終倒閉。
債務資訊不透明阻礙重組
贊比亞危機亦凸顯中共貸款保密的問題。波士頓大學研究人員發現，截至2021年8月，贊比亞積欠中共官方及商業貸款機構的外債約66億美元，幾乎是政府公布最高數字的兩倍。
AidData等機構在2021年的研究指出，中共貸款合約通常設有嚴格保密條款，使外界難以掌握真實債務規模，也讓其他債權人難以評估贊比亞的償債能力。中共長期不接受債務減記，令重組協商延宕多年，並拖累經濟復甦。
其後，中共同意與法國共同擔任官方債權人委員會聯合主席，並在2024年與包括工商銀行在內的商業貸款機構原則上達成重組協議。
債務危機也大幅改變贊比亞民眾對中國的觀感。非洲晴雨表調查顯示，對中國經濟及政治影響抱持正面看法的贊比亞受訪者比例，已由2014年的72%下降至2022年的42%。
贊比亞的經驗顯示，中共對外放貸涉及貸款資訊不透明、債務償還困難及重組談判複雜等問題。這場債務危機的代價，最終由一般民眾、企業與整體經濟發展共同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