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山西运城环卫工人被要求佩戴含定位器的工牌，在寒冬中仍需持续行走的影片与消息引发全国舆论热议。该工人称「不动就要被罚款」，让许多人一时无法理解：清扫道路、清理垃圾的工作，竟也要「实时定位」？这一看似个别的管理措施，背后却涉及对技术、人权、甚至公共治理理念的深刻思考。本篇社论将以客观评论为骨干，加入一丝讽刺的语气，梳理事件来龙去脉及其象征意义。
事件起于2026年1月19日，山西运城市遭遇暴雪，一名环卫工人在冰天雪地里辛苦清扫街道时，被网友关切询问：「这天不休息吗？」工人回复：「都给发了定位器，不动的话要被罚款。」
消息一出立刻引爆网络，因为看似合理的「安全保障定位设备」，在实际语境中被理解为一种压迫性的绩效监控工具。有评论甚至将这种智慧工牌比作「电子镣铐」，暗示它不只是用来保障安全，而是技术性压迫劳动者的象征。
官方与管理方则迅速出面澄清：“不存在‘静止即罚’”，该装置用于统计轨迹、调度工作、保障安全，并非单纯监控休息行为。更有管理者称，考虑到环卫工年龄偏大，并不可能一直走动。
于是就出现了典型的「为你好」式管理：一方面强调安全救援与工作轨迹，一方面又用模糊的语境不断强调效率与监控——结果让一张看似安全的工牌凸显出如影随形的监管阴影。
技术管控：从安全工具到生产监督
定位与实时监控技术本身并非新鲜东西。在中国过去甚至曾出现街道清洁工要求佩戴GPS追踪手环的案例——有地区的定位装置会在工人停下20分钟后播放语音提示“继续努力！”，被社会批评为“不人道”。
不同于历史案例中强调的是“绩效监控”，山西事件官方声称定位器目的之一是安全与应急救援。然而，如果定位技术同时与工作行为、休息时间以及绩效考核直接挂勾，那么这种“安全工具”便容易沦为对劳动者行为的全面监控。
这种监控式管理的核心问题在于：**技术是否真正用于提高效率与安全，还是成为对劳动者的持续压迫？**当定位器可以追踪每一个步伐、每一个停顿时，我们不得不问——这究竟是在监督工作，还是在监视生活？
科技与人性：安全的名义下的冷漠逻辑
官方出于「安全」理由解释定位器，但这种安全考虑是否具有比例性（即是否过度）是值得讨论的。大部分环卫工作本就劳动强度高、风险大，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工人。在暴雪等极端天气中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若再以技术监控和“休息不得超时”作为合理性理由，就容易显示出科技管理背后的冰冷逻辑。
不少网民以一种近乎讽刺的语气评论：“这是履行职责，还是履行电子枷锁？”这种批评不只是在批评个别措施，而是对管理者将科技管理与人性需求硬性结合的深刻不满。
劳动者的脆弱位置与技术治理的权力逻辑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激烈反应，还因为它触及到更深层的一个议题：**劳动者在现代治理中的位置与地位何在？**环卫工人群体往往是收入较低、社会保障不足的弱势群体，他们在严寒与风雪中工作，既没有足够的谈判筹码，又缺乏被充分保障的福利制度。
当一项技术管理措施落到这样的群体身上，效果往往并非“保障”那么单纯，而是成为了强制性的管控工具。这就使得原本用于安全的定位技术，在现实中成为了一种行为监督与绩效考核的工具。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并非孤立现象，而正是诸如中国社会信用体系（social credit）等治理机制的一部分延伸——即将个体行为数据化、可追踪化，并用于评价、管理甚至惩罚。虽然目前未见官方将环卫工定位数据纳入信用评分，但社会信用理念本质上反映的是用数据规范个人行为的治理趋势。
社会信用与日常生活的交会：定位背后的治理框架
社会信用制度在中国是一项顶层规划，目的是用统一的数据系统衡量公民与企业的“守信”行为。其涵盖范围之广、奖惩措施之多，在国内外都引起热议。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提高诚信”，但反对者则担心这会成为全面监控工具，侵犯隐私与个人自由。
环卫工定位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正是因为它让人看到：治理技术如何从抽象的政策理论落地至街头的生活现实——当“守信”变成行为数据的一部分，并可能带来惩罚或惩戒措施时，技术与人性之间的张力也就真正凸显出来。
讽刺与现实：技术治理或失去温度？
有人戏谑地建议：“要不先让那些设计政策的人先戴上定位器？”这并不是仅仅一句玩笑话，而是在讽刺一种现实：政策与技术的制定者往往在遥远的决策高位，而基层劳动者则是被安置在技术管控最前线的群体。
“科技应该是用来让人类更自由、更安全，而不是让人更像机器人的工具。”这种评论道出了很多人内心的困惑：当技术没有温度时，它就容易成为压迫的符号，将人性简化为一串串数据与坐标。
结语：安全、监控与尊严之间
山西清洁员佩戴定位器引发的争议，不仅是关于一项具体的管理措施，而是反映了当下对技术治理、劳动者尊严与社会信用制度的深刻思考。当监控技术越来越渗透到工作现场、生活细节与公共管理中时，如何平衡安全与尊重、效率与自由、数据与尊严，将成为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如果技术背后缺乏对个体的尊重与体恤，那么哪怕名义上再正当、再合理的工具，也可能在实际应用中失去温度，变成让最脆弱群体承受压力的利刃。也许真正该问的不是“定位器是否该用”，而是“人为什么要被这样监控？”与“我们希望成为怎样的社会？”
不动就罚？或许这正是对当代治理的一种警示：技术无所不在，但尊严也不该被定位器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