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今年就职典礼的第二天便宣布，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并对来自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商品加征25%关税。这一政策的核心要求，与美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问题密切相关——中共政府纵容芬太尼通过邻国流入美国，导致美国的毒品危机愈演愈烈。
芬太尼危机的演变
近十年来，笔者对芬太尼问题的追踪报导，见证了这场危机如何从边缘议题逐渐演变为美中关系的一大焦点。
2015年，纽约联邦参议员舒默（Chuck Schumer）曾呼吁拨款一亿美元，以遏制「中国白」（芬太尼的俗称）在美国的蔓延。当时，「中国白」这一名称因带有「中国」二字而令笔者印象深刻，这也是笔者首次关注芬太尼与中国供应链之间的联系。
2019年，CBS电视台的制片人携带美国通缉令前往中国上海，亲自接触毒枭。由于事件极具特殊性，笔者对此进行了报导。
2020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专题报告让笔者进一步了解到，中国是美国境内非法芬太尼类物质的主要供应来源，甚至武汉一度被称为「芬太尼之都」。
这个称号的背后，是一整条跨国供应链：中国生产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运往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简易制毒实验室，再由贩毒集团将成品走私入美国。
到了2023年，美国对至少五名中国人开出百万美元悬赏令，再次凸显中国供应链在芬太尼交易中的关键角色。其中，来自湖北武汉的叶全发（Chuen Fat Yip）被指控为「已知最大芬太尼类毒品生产龙头」，美国缉毒局（DEA）对其开出了500万美元的悬红，位列DEA全球通缉令的第三名。
DEA公布的100万美元悬赏名单中，至少还有三人来自武汉，一人来自苏州。
十年间，芬太尼供应链的核心问题始终如一：中国生产，美国危机。这些年当中，执法行动与企业利益、道德底线与法律漏洞的较量，一直在上演。
纽约法庭审理的中国芬太尼供应链
近期，纽约南区联邦法庭审理了一起涉及芬太尼供应链的案件，笔者首次见到了来自中国武汉的两名供应链代表人物——湖北精奥公司的老板之一王庆周与营销经理陈依依。
与人们对毒枭的「冷酷、凶狠」印象不同，37岁的王庆周每天身着白衬衫黑西装，斯文礼貌，33岁的陈依依更像是个邻家女孩，抿嘴时嘴角边绽出个小酒窝。王庆周的辩护律师还拿出湖北精奥的办公室照片给陪审团看，问众人道：「这和普通的办公室有什么不同？」潜台词是和他们售卖的化学品一样——平凡、看似无害。
然而，根据起诉书，这类化工企业会翻墙到境外谷歌网站上发帖销售芬太尼的「医药中间体和前体」，并在货物上贴上狗食等标签，将药物藏在假包装中。墨西哥和加拿大毒贩购买后简单加工、合成，再走私至美国。
2022年，DEA缉获了超过5,700万颗掺有芬太尼的假处方药和超过1.3万磅的芬太尼粉末，相当于约4.1亿剂，足够杀死全美国人口。
对毒贩而言，芬太尼因低成本、高成瘾性、便捷运输和惊人利润而具吸引力。庭审证据揭示，卧底探员用4.5万美元就可批发足够制造55公斤芬太尼的化学品，达到足以杀死2500万美国人的致命剂量，这显示了其巨大的经济诱惑和可怕后果。
中国企业如何规避法律？
在与DEA卧底探员的对话中，王庆周明确表示，他每月可向加拿大和美国贩卖7吨化学品，甚至加10吨也没问题。他强调：「我们不担心在中国有问题，在中国没问题。如果被美国海关查了怎么办？」这种无所顾忌的态度，凸显了中国的现实情况。
虽然中共政府在2019年宣布将所有芬太尼类物质列入管制，但毒贩总能通过化学结构的微调规避禁令。笔者听专家的讲解，感觉就像数字5的合成，既可用2+3，也可用6-1来达成，若政府禁2和3，毒贩便可改用1+4，合成路线是变化无穷的，这使得法规总是落后一步。
在纽约的法庭证据中，陈依依承认公司会研发没被列管的新产品，持续更新生产技术与（合成）路线，以应对执法风险。她直言：「我们应当创新，因为国家对芬太尼的政策总是变化，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够开发新的产品，来回避新的政策。」这正是芬太尼难以被遏制的根本原因——贩毒集团的策略总是能够领先于法律
中共政府的态度
中共政府一贯将芬太尼问题归咎于美国，声称这是美国自身的社会问题。根据CNN报导，中共驻美大使馆还在庭审前指责美国执法部门「对中国公民钓鱼执法」，并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然而，根据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中共政府仍对出口芬太尼原料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并有国有企业参与其中。尽管中共一直否认对这种非法毒品交易知情。
如何真正遏制芬太尼？
湖北精奥的案件无疑是美国打击芬太尼行动的重要一步，但是否能对其它中国化学品生产企业起到震慑作用仍有待观察。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资料，中国拥有4万至10万家制药公司。
一名旁听庭审的记者告诉笔者，许多中国企业如今已学会如何避开执法风险，声称自己「只需要赚钱」、「从不过问客户如何使用这些产品」，以「不知情」来规避责任。
在这样的现实下，芬太尼的流通恐怕仍难以杜绝。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当企业的唯一目标是赚钱，而无视其产品对人类生命的影响时，社会将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芬太尼的肆虐已夺走超过40万条美国人命，而中国的化学产业是否会因这场审判而有所改变？这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类似的案例并非孤例。笔者联想到2016年，来自上海的程乐（Cheng Le，音译）因在美国暗网上为买家代购剧毒蓖麻毒素被判刑16年的案例。程乐原为纽约大学物理系学生，当时海外代购盛行，他最初贩卖奢侈品与电子产品，最终却走向违法交易的歧途。他明知买家想用蓖麻毒素杀人，仍然进行代购，甚至在网上教其他代购如何应对执法部门的调查。直到他被判刑时，22岁的他在法庭上忏悔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青春年华就此在美国监狱度过，令人扼腕。
无论是芬太尼供应链还是黑网上的剧毒交易，核心问题是：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利益是否应该凌驾于人命之上？古人云：「有财无义，恒家之殃」。武汉从「芬太尼之都」到2019年底成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起源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天谴」二字。要遏止芬太尼，恐怕还需要从人心开始，重建人命关天的概念和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