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曾任职洛阳欧祺技术部副主任、在军工外协体系工作长达13年的赵杰，带着妻小出逃前往美国，以为从此可摆脱那种「悬在头顶上的无形之刀」的恐惧。然而，中共的「长臂管辖」与跨国镇压如影随形，不仅在洛杉矶的街头对他进行监控，更将恐吓的触手伸向了他远在洛阳的老家。
「我也慢慢明白，中共不会因为你退却了，或者示弱就放过你。」赵杰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语气坚定，「你只有去勇敢一点，真的是去勇敢一点。只有你强大了，它才会害怕或者会退缩。」「抗争是唯一出路。」
这是一段关于赵杰政治觉醒、家庭破碎与跨国对抗的真实记录。透过他的亲身经历，外界得以窥见中共如何利用监控技术、金钱收买与人性弱点，对海外异议人士进行无孔不入的心理与生存胁迫。
觉醒之路：从军工骨干到「头顶有刀」的恐惧
赵杰曾是体制内的一员，甚至在2015年以前，他描述自己是个标准的「小粉红」。2013年钓鱼岛事件时，他曾愤怒地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并在网络上与批评政府的言论「激战」。转折点出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与网络翻墙技术的提升。
透过突破封锁的信息，赵杰接触到了「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等被隐瞒的历史真相。「我被骗了！」他回忆起当时震惊与愤怒的心情，「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教你做一个正直、勇敢、善良的人，但有一天发现它说的和做的完全相反。」但当时还没想过要反抗。
真正让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现实中的重击。家中的强拆遭遇、维权时遭受的打压，以及目睹中共在疫情期间对人权的肆意侵犯，让赵杰彻底看清了体制的黑暗。在国内，他曾被当地派出所多次拘押、殴打，并在威逼下签署了承诺「不再对抗政府」的保证书。
「我们生活在中共统治下，每个人头顶都悬有一把无形的刀，你不知道哪天它会落下。」赵杰说，「我不希望它落在我的身上，不希望落在我孩子身上，那么首先要自己先逃离这种恐惧。」为了给孩子一个有基本人权的未来，他选择了逃离。
国外受访影片首播 老家父母随即被骚扰警告
2024年5月，已抵达美国的赵杰，曾在赴美途中接受新加坡电视台采访录制纪录片。当时他虽未发表激进政治观点，且片子针对眼部进行马赛克处理，但中共的反应速度令人心惊。
2024年5月18日纪录片首播，仅仅九天后的5月27日，洛阳当地派出所警察就上门找到他父母家，要他们向赵杰转达三项禁令：不要接受境外采访、不要加入任何组织、不要提供任何「抹黑中国政府」的数据。
赵杰分析，尽管眼部打了马赛克，中共仍能透过多种手段锁定，包括手机实名制的定位、出入境海关记录，甚至是语音识别与脸部轮廓分析技术。
「中共的技术确实是挺那个（先进）」，他感叹道，「哪怕是一些温和的采访都是不允许的。」这次骚扰，拉开了跨国镇压的序幕。
跨国监控照片：从洛杉矶中领馆到洛阳派出所
来到美国后，赵杰并未选择噤声。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并多次策划、主持抗议中共的活动。然而，他在自由土地上的一举一动，都被中共的眼线记录在案。
2025年，跨国镇压升级。5月间，洛阳市洛龙区丰李镇派出所的警察先是电话传唤他父母。遭到拒绝后，于第二天直接登门，因他父亲外出，就将母亲带往派出所讯问。
警察出示一迭照片让母亲辨认。照片记录的是赵杰在洛杉矶的各种公开活动，包括2025年2月在中领馆门前主持的声援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的集会。
在讯问中，警方还拿出赵杰当年在中国被迫签署的「保证书」，内容承诺「不再对抗政府」。
警方藉此恐吓母亲：称赵杰加入「反华组织」，并担任重要职务，属于「对抗国家」。
赵杰澄清：当年被控「勾结境外势力」完全是扣帽子，那时他并未与海外组织接触。
他进一步强调：「我加入的是『反共组织』，不是『反华组织』。我爱中国，才会提出批评。我反对的是共产党，不是中国，不是华人。」
去年2月声援黎智英活动是由赵杰担任策划与主持人。前一晚，召集人、中国民主党创党元老朱虞夫接到中共国保电话，要求取消或不要参加活动。
朱虞夫在活动现场转述通话内容：他提出「如果要取消，就得释放黎智英」，国保回答做不到，朱虞夫响应「那就没得谈了」。活动照常举行。
也正因如此，活动照片后来成为国内警方所出示的「证据」。
此外，由于赵杰在民主党内分担部分财务项目，警察试图诱使他提供境外资金如何流入国内、如何资助政治犯及异议人士的具体去向，并承诺若能提供情报，可「从轻考虑」或「免予处罚」。
赵杰拒绝配合。
亲情撕裂：家人遭邻里孤立与「断绝关系」的哀伤
跨国镇压最残忍之处，在于对个人社会关系与家庭纽带的摧残。
2025年6月初，赵杰参与了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开馆仪式及相关纪念活动。6月8日派出所警察第三次上门胁迫、警告。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父亲的情绪终于爆发。「他说，我们周围许多人去了美国，从没听说警察上门威胁家人的。为什么偏偏我们家？」赵杰转述。
他回忆，父亲并不是认为他做错，而是觉得「我们这么弱小，怎么去对抗那么强大的体制和政权？」
更让老人家感到绝望的，是来自周围环境的冷暴力。在村子里，警察的频繁造访与居委会的施压，让邻里感到恐惧，人们开始孤立赵杰的父母，有的不敢说话，有的则冷嘲热讽。
父亲最终说：「那我们就真正地断绝关系，不要再联系了。」赵杰回想那一刻非常难过。此后，他主要与母亲偶尔联系。
但赵杰立场依然坚定：「我只是说了真话，难道我就没有这些权利吗？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害怕而一味退让，这个国家的未来该怎么办？人权不是别人施舍的，是需要自己去争取、去抗争的。」
敌暗我明：海外街头的隐形监视与渗透
中共的监控并不仅限于国内家人。赵杰受访时描述，在洛杉矶的集会现场，经常会出现不明身分的人员，或从中领馆走出的官员，手持手机对抗议者近距离拍摄。甚至在活动现场周边，常有不明车辆停靠，车窗摇下，车内人的镜头对准每一张脸。
赵杰对此并不在意，「我们做的事情本来就是公开的，就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他坦言，组织内部也存在被中共渗透或收买的可能。「我相信内部不只有我一个人收到了中共那种『只要提供海外数据就给予优待』的邀请。」
赵杰直指，中共不允许任何不受其控制的组织存在，无论是民运组织还是宗教团体如法轮功。他特别提到中共对神韵艺术团及相关媒体的抹黑与打压，本质在于其无法容忍任何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影响力。
坚定信念：沉默就是主谋 抗争才是唯一出路
面对持续的压力，赵杰的应对方式是「全面曝光」。2025年12月中旬与母亲联系时，得知当月8日警察第四次上门威胁时，赵杰决定不再退让。他先前要父母在家中安装摄像头录像存证，准备将中共的恶行公开给国际社会。
他用「校园霸凌」来形容中共恶行：霸凌者往往挑选怯弱退让的孩子，越是不还手，欺凌就越发变本加厉。「你只有去反抗，去曝光它，它才会妥协，甚至做出改变。」赵杰说。
赵杰坦言，他的恐惧从未完全消失。每回活动内心总有两个声音斗争：「一个叫我退缩，不要对抗这么强大的政权；另一个告诉我，这是对的，是作为一个人的底线。」
他提到2024年第一次参加海外「六四」活动的情景：他准备好一张写有纪念「六四」字样的纸，但到场后因害怕没有拿出来。
赵杰多次引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一名受访学生的话——「It’s my duty」（这是我的责任）。对他而言，揭露真相、争取人权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子孙后代。他反思，中国人权现状之所以恶劣，不仅是政权的问题，更源自于每个人的沉默。
「沉默就等于主谋。」赵杰访谈中沉重地表示，「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不仅仅是中共政权的问题，更是选择沉默的人的问题。」
赵杰也坦承自己力量微小，也曾怀疑所做的是否有意义，但最终确立信念：不追求快速改变结果，只管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这本身就够了，「如果有更多人这样做，改变就会慢慢累积」。
这场发生在洛杉矶与洛阳之间的「跨国角力」，仍在持续。赵杰虽心怀恐惧，却选择与那把「无形的刀」对视。他的经历提醒着世界：自由从非免费，而跨国镇压的阴影，需要每一束真相的光芒来照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