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官方仍强调经济持续成长，但房市低迷、民间投资转弱、科技与平台企业受到更严格监管，市场信心早已不如过去。真正值得注意的，或许不只是成长率高低，而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政府正在用一种「不必国有化，也能控制企业」的新方式，改变整个中国经济的运作逻辑。
一、中国经济的下滑与中国的经济体制
中国在邓小平实施开放政策以后 ，一直被称为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经济，其间允许甚多不受国家控制的民营企业经营，而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共产党政府强化了对民营企业的监管，甚至出现政府持有黄金股的制度，因此有学者说中国已经成为是有由：国家采取<非所有型的控制>的政经体制。中国共产党强调其2026年4到6月经济成长率为4.3%,但日本产经新闻则根据支出面的计算，认为成长率是负1.1%。由于中国隐匿许多数据，所以形成中国不断吹嘘中国产业多么强大，但有很多评论家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喜欢讲故事。姑不论实况为何，了解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是可以相当程度知道中国可能的发展方向。
有日本野村的关志雄教授指称中国现在所采取的是《非所有型的控制》。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中国不直接采取国有化，而是采取《非所有型的控制》呢？其理由应是有如下几个?
阿里巴巴与腾讯这种民营平台企业所具有的技术能力、经营效力、革新能力是在市场当中培养起来的。将这些加以国有化所造成的损失会成为经济成长的枷锁。而且大规模的国有化对于海外投资人会送出否定的信号，这可能造成资本的逃避的。
更且许多的中国IT企业是为了在海外市场上市而具有被称为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变利益体)（注一）的复杂资本结构。在形式上如果对其进行所有的变更，会使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变成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非所有型管制》就能够成为最好的妥协点，一方面使经济效力的下降止于最小限度，另一方面则可加强政治上的监管。
中国透过国家的主导要促进企业的重组的背景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1.以平台企业为首的民营企业走上巨大化。这些企业所累积的庞大数据不只是经济价值而已，在社会监管与国家安全保障方面也具有战略的意义。2. 《高涨的民营企业的影响力》与《党全面的指导力》这个原则的紧张关系已变得明显。3.美中技术竞争的激烈化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将经济安全保障提高为最优先的目标。急于把先进技术国产化的习近平政权就被迫要把《包含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经济资源》动员至国家目标的达成上面。
二、非所有型控制的类型
《非所有型态之控制》在复数的产业领域采取具体的型态被加以展开。其具体的例子有：(1)强化对平台企业的管制，(2)透过金融监管对房地产业进行重组，（3）对于数字企业活用黄金股制度，（4）venture capital（VC，风险投资）（注二）与Private Equity（PE，私募股权）（注三）市场之主导。
■强化对平台企业的管制
第一个案例是对平台企业的管制强化。2020年后半以后，中国政府一个接一个发动没有前例的管制措施。以《蚂蚁集团的上市中止》为一个开端，阿里巴巴以违反垄断法被处以182亿元人民币的罚金，此外，平台美团在2021年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约34亿元；滴滴出行在2022年因强行赴美上市，遭到以违反数据相关法律为理由的处分被罚约80亿元、对于在线教育业界禁止营利。在这些措施当中的重要之点是:国家没有着手于所有权，而是透过管制、许认可、金融管制这三层结构从根本去改造企业的经营行为。由于企业在事前无法预测什么会被禁止，所以腾讯就自发性地强化《以未成年为对象的电玩利用时间限制》，像这种事前的揣测行为企业就展开起来。阿里巴巴与腾讯在2021年顺着共同富裕的政策所提出的1000亿元的援助计划，可以说是这种结构的产物。这个援助计划是以中小企业，低所得阶层，农村等为对象。
■透过金融监管改组房地产业
第二个次案例是:透过金融监管改组房地产业。2020年8月，为了抑制住宅泡沫的膨胀，中国当局就以财务指标为基础，将房地产开发者加以分类，对于抵触所谓《》三道红线》的企业导入限制新融资的政策。如同恒大集团的无法履行债务所象征的一般，这个融资的管制使得高债务比率的民营开发业者的资金周转恶化。结果，许多民营的开发业者就从土地取得的竞争当中退出，由国营的开发业者填补其空缺。民间开发业者虽然在法律上没有被国有化，但是扩大事业的空间就被大大的加以限制。像这样子，在房地产业，国进民退就没有伴随所有权的移转而进行。
■活用黄金股制度
第三个案例是以数字企业为对象而活用黄金股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架构就是：国家取得百分之一程度的股票，而将企业经营上的特别权限(对于重要事项的否决权、干部指派権、内容的审查権)订在企业章程的结构。主要的平台企业、媒体文创企业、数据通信相关企业就成为导入的对象。举一例来说，2021年4月Tiktok的营运公司ByteDance（字节跳动）的中国事业部分，由属于中国政府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取得1%的股份，其董事是属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的数据安全与算法治理局。
■国家主导VC/PE市场
第四个案例是是由国家主导VC/PE市场。在2010年代后半，为了防止中美脱钩，中国政府强化产业政策，推动科学技术的自立自强。其中的一环就是加深对此一市场的干预。VC/PE市场本来由过去的海外资主导就转变成为由国有资本主导，营运公司由海外中心移转成国有中心。这个市场本来是要市场透过风险性资金（risk money）的效率分配培养而被市场所选择的企业，而这个该市场就转变成：把资本诱导至国家所选择的领域上面，例如半导体。
从这些事例综合来看，习近平政权之下的中国经济随着非所有控制的抬头，而进入了《以从来的分析》很难加以掌握的新阶段。
首先，中国经济体制的性格要被重头加以追问。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边以公有制为主体，一边活用市场的机制。不过，在现实上，所有权的结构是多样化的，民营部门在规模面上是居于优位。但是在非所有型控制这个架构之下，国家的控制力是被更加强化了。
在这个体制之下，在《经济效率》与《政治统制》之间是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不得不经常意识到管制风险的民营企业》就会走向保守化，而对新事业的挑战会有所节制或停止。此外，比起经济上的成就，对于政治的忠诚会有更大的回报，在这种环境之下，优秀的起业家有可能会犹豫要不要加入市场。实际上，2020年以后的管制强化之下，中国的新创生态系（startup ecosystem）萎缩的征兆就在各个地方可以看到。
目前，要确实掌握中国企业的实态，不是采取《国有？或是民有？》这种所有型态的分类，而是有必要追问：《谁在实际上加以掌握？》。《非所有型控制》的概念应该是引导出答案的有力分析架构。
注释
（注一）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变利益实体）是一种「协议控制架构」，主要用于中国企业在外资受限行业中引入境外资金、并在海外上市。它透过法律协议而非股权持有来控制境内公司，这常见于互联网、教育、金融等领域。VIE 是一种特殊企业架构，境外投资者透过协议（而非股权）控制境内公司，并将其财务并入上市主体。这是突破中国外资准入之限制，让境外资本能投资受限行业（如互联网、教育、媒体）。
（注二）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是向初创企业或高成长潜力公司提供资金，以换取股权。其特点是：投资金额相对较小，但分散于多家新创；偏好科技、生物医疗、绿能等创新领域；投资人除了资金，常提供技术、管理或市场资源。其风险与回报是高风险、高报酬，成功案例可能带来数十倍回报。其常见用途是帮助新创完成产品开发、扩张市场、吸引后续投资。
（注三）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权）是募集资金投资于非上市公司，或收购上市公司后退市，进行重组与增值。其特点是：投资金额庞大，通常掌握公司控制权；投资目标多为成熟企业，目标是改善营运、提高效率；投资周期较长，通常 5–7 年。其风险与回报是风险相对低于 VC，但需要耐心等待退出（IPO 或并购）。在PE中常见的策略是杠杆收购（LBO）、企业重组、产业整合。
作者：张正修/曾任考试委员、开南大学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学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