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国子产「铸刑书」公布成文法，晋国的上大夫叔向认为此举会引发争端、动摇礼治，因而感叹道「国将亡，必多制」。北宋司马光反对变法，在史论中也以「国将亡，必多制」来建议徐缓的变革。
「国将亡，必多制」的意思就是一个王朝或者政权即将覆亡前，就会制定更多的法律、更多的规定、更多的禁令，防范越来越严密。在司马光看来，这是舍本逐末。
通常，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会选用有德、贤能之人，制度简要，却能实现天下大治。而法令滋彰，透露的不仅是当权者内心的恐惧和无能，而且其推行的结果降低了效率，堵死了条条通道；又有令出多门，缺乏统领，使人无所适从；还有动辄得咎，使具体执行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此外，也让更多的人失去对政权的信心、信任。
当下内忧外困的中共政权也正朝着「国将亡，必多制」的道路上狂奔。
今年8月底至9月初，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集中通过、修订及审议了「八部法律」，外界普遍认为它们皆是中共进一步收紧政治铁幕、全面加强社会管控、防范经济危机并推进跨国镇压的工具。
在这八部法律中，已通过或修订的五部是《律师法》（修订）、《国防动员法》（修订）、《农业法》（修订）、《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和《医疗保障法》。
为什么说这些是恶法呢？修订的《律师法》中加进了「坚持中共领导」和全面设立党组织，这是「党性」高于法律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律师为当事人辩护，首先要考虑政治问题，是不是符合党性。只有遵照党办事的律师才可能保住自己的位子，所有的人权律师以后处境更加堪忧。
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中降低了国防动员和征用的门坎，降低了启动战争的门坎。以前只有当「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被冒犯时才启动国防动员法，而新修订的则加上了触犯「中国发展利益」这条红线，这显然是极其宽泛的。
此外，如果中共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战时，个人的房产、汽车、财产及私人数据随时可以被强行划归国家管理，为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个人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
修订的《农业法》也是首次写入「农业和农村工作坚持党的领导」，这应该是中共强化对农村控制的重大信号。
而《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则以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名，加大了对侵占或损害设施的终身追责和罚款力度。《医疗保障法》则加强了对医保基金的管理使用和严管。
还有正在审议的《反跨境腐败法》，针对富人、官员及跨国企业，这应该是极度缺钱的中共获取资金的又一渠道。处于二次审议中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旨在防范金融爆雷，审议中的《企业破产法》则重新规范并加速企业的破产清算流程，以应对当前国内企业大量倒闭的现状。
除了以上八部法律，9月15日起施行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和7月1日刚刚上路的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也都是恶法。前者进一步收紧大陆民众的出境管控，即使持有护照，也未必能顺利出境，出境理由和海外言行会受到严格审查；后者将黑手伸向了境外异议人士、海外华侨乃至台港澳民众和外国官员，形成了全球性的恐吓网络。
上述法律的修订和出炉，目的显然并非是为保障民众的利益，而是中共在危机下，试图以此加强对民众的控制，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这正是本末倒置，大开历史的倒车。然而，历史早已给出了定律：「国将亡，必多制」。频繁出炉恶法的中共，能逃脱历史定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