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一天清晨，前来学校上课的学生站在教室门口，没有一个人敢走进去。
前一天，这间教室刚被当成引产手术室。学生平日上课的课桌，就是孕妇接受引产的手术台；被强行抓来的孕妇，一排排躺在教室里等待接受引产。引产下来的胎儿，被直接扔进桶里。直到校长找来两位老师，将胎儿掩埋后，学生们才重新走进教室。
这一幕，来自陕西的史亚怀至今记忆犹新。他讲述，这是1980年代发生在宝鸡地区一所村办小学的情景。
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中国民主党在纽约时代广场杜菲广场（Father Duffy Square）举行「声讨中共计划生育制造的人口灾难」活动。多位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亲历者公开讲述自己在计划生育年代的遭遇，一段段相隔数十年的往事，拼接出亿万中国人共同经历过的苦难历史。
「如果当时没有逃出去，我妹妹就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中国民主党党员郝芳芳回忆，自己年幼时，母亲怀着妹妹，已经接近临盆。就在这时，计划生育人员突然进村抓人，父母幸而逃脱。几天后，妹妹就出生了。
「如果当时没有逃出去，我妈妈就会被抓去引产。」郝芳芳说。
她表示，那个年代，为了保住腹中的孩子，许多夫妻四处躲藏，把年幼的孩子留在家中交由老人照顾。有的人回家时，房子已被拆毁；有的人孩子出生多年仍没有户口；还有的人因「超生」背负沉重罚款。她说，这样的遭遇，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
中共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长期实施「一胎化」等人口控制措施。期间，各地以行政命令严格控制生育，并配合超生处罚、落户限制等措施推行。官方曾宣称，该政策累计「少出生约四亿人口」，并将其视为政策成果；近年又因人口结构变化，相继调整为二孩、三孩政策。
史亚怀说，那个年代，「只要被他们看到，就可能被抓。」他回忆，一名怀孕妇女带着孩子到村里走亲戚，因已生育一胎，再次怀孕，被计划生育人员发现后，当场抓去强制引产。
他还讲述了另一件至今难忘的事。一户人家的嫂子因怀孕逃走，计划生育人员抓不到人，竟将小姑子强行抓去做结扎手术。
「这样的事情很多。」史亚怀说。他还回忆，当时村里到处张贴着「宁添十座坟，不添一口人」等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公开数据显示，当年一些地方还曾出现「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等标语，反映出当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高压氛围。
来自江苏泰州的陈云华说，自己就是家中的「超生」孩子。母亲生下他后不久，便被强制带去做结扎手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手术造成肠道黏连等后遗症，数十年来一直饱受病痛折磨。他本人直到六岁时，才办下户口。
后来成家后，他因已有一个女儿，申请生育第二胎迟迟得不到批准，不得不四处上访，最后才拿到「准生证」。
陈云华说，如今中共又鼓励民众生育，推出二孩、三孩等政策，但所谓补贴非常有限，根本无法解决普通家庭养育孩子的负担。
「让你生，你就得生；不让你生，你就不能生。」陈云华说，在他看来，中共把老百姓当成可以随意支配的工具，而不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人。
来自江西的李永红则表示，自己一家几乎经历了计划生育带来的所有苦难。
她说，家中兄弟姐妹出生时都曾被罚款，母亲还曾遭遇引产。后来自己结婚生子，因生育第二胎，又被罚款两万余元。第二胎出生后，她一度不敢带着孩子回老家，只能在外租房躲避。剖腹产刚满一个月，便有人上门催促她去上环。
她说，同村有关系的人生二胎，不用上环，也不用结扎；普通百姓却必须照办。
「现在美国每年都有免费妇科检查，但我一直不愿意去。」她说，「只要看到妇科检查床、产床，我就会想起当年的遭遇，到现在心理阴影都很重。」
李永红的丈夫杜海荣表示，除了强制流产、拆房等手段，巨额罚款也让许多家庭难以承受。
「我们家被罚了两万元，我弟弟被罚了三万八千元。」他说，当时一个月收入还不到一千元，这些罚款相当于一家人多年积蓄。为了躲避追查，他们一家只能带着孩子长期在外租房生活。
他认为，计划生育还造成不少地区男女比例失衡，「我们村里现在有很多光棍，如果当年没有计划生育，也许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况。」
记者当天采访发现，多位来自江苏、江西、陕西等不同省份的受访者，虽然成长于不同地区，但共同提到的，都是相似的记忆：有人亲历结扎，有人目睹引产，有人因超生失去住所，有人多年无法落户，也有人至今仍无法走出心理创伤。
采访结束时，多位受访者表示，希望站出来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并不是书本上的几行文字，而是真实发生在无数中国家庭身上的苦难。他们希望，这段血泪历史不会被遗忘，也希望更多人藉此认识中共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灾难及其反人类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