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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1月16日訊】（記者鍾元台灣報導）台灣民主實驗室日前主辦一場公開講座，邀請前格魯吉亞（台譯喬治亞，下同）國防部長及捷克智庫創辦人，同台分享各自國家遭中共滲透過程等內容，與會的台灣立委沈伯洋則提出從格魯吉亞、捷克兩國的經驗，分析帶給台灣的啟示。
台灣民主實驗室日前在政大公企中心主辦公開講座「寫在2027之前：格魯吉亞與捷克給台灣的備忘錄」，由台灣民主實驗室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吳銘軒擔任主持人，基達謝里（Tinatin Khidasheli）、捷克智庫創辦人兼執行長馬定和（Martin Hála），以及台灣立委沈伯洋出席分享看法。
2026年1月12日晚上，台灣民主實驗室主辦「寫在2027之前：格魯吉亞與捷克給台灣的備忘錄」公開講座，由台灣民主實驗室執行長暨共同創辦人吳銘軒（左1）擔任主持人，格魯吉亞前國防部長基達謝里（Tinatin Khidasheli）（左2）、捷克智庫「解析中國（Sinopsis）」創辦人兼執行長馬定和（Martin Hála）（右2）及台灣立委沈伯洋（右1）出席座談。（台灣民主實驗室提供）
立委、台灣民主實驗室前理事長沈伯洋表示，該組織每年公布的「中國影響力指數」（China Index）報告，旨在建立一套可跨國比較的共同標準，使各國社會能在統一基準下理解中共如何透過多元手段進行滲透。中共在不同國家所採取的行動，往往依循相同的行為者與制度邏輯，只是會因地制宜調整工具與表現形式。
沈伯洋說，台灣經常以「被滲透」的角度來理解中共影響，但其它國家的觀察點並不相同。例如在格魯吉亞，透過建案、街景中大量出現的中文標示，透露的是中共形象的可見化；而在台灣，歷史上早已有重慶南路、襄陽街等地名，使得「中國元素」本身不容易被辨識為滲透指標。這種差異意味著，在討論中共滲透時，必須同時理解他國如何感知中共滲透，才能形成可比較、可溝通的基礎。
他說，中共在各國進行滲透時，背後的單位與結構往往是相同的，但具體操作方式則會依據當地條件調整。例如基達謝里所說在格魯吉亞，基礎建設的資金並非來自中國，實際外資多半來自歐盟或國際金融機構，但中國企業仍能透過承包與代理角色介入，形成實質影響力。
2026年1月12日晚上，台灣民主實驗室主辦「寫在2027之前：格魯吉亞與捷克給台灣的備忘錄」公開講座，格魯吉亞前國防部長基達謝里（Tinatin Khidasheli）出席座談。（台灣民主實驗室提供）
沈伯洋說，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文化與數位產業，例如手機遊戲即便來自非中共國家，只要代理商是中國公司，內容選擇、翻譯方式與直播來賓的安排，都可能成為影響輿論的管道。這正是為何針對當中共統戰「中間人」與「代理商」的管制，具有跨國適用性，也能成為全球性的回應工具。
此外，沈伯洋指出，若民主國家未能及早建立可比較、可同步的法律與論述工具，中共與俄羅斯等威權政權便會先行奪取語言與法律的定義權，反而將民主社會標示為「境外勢力代理人」，而且中俄對法律戰、公投操作與在地協力者的培養，都是長期、有條件、且高度系統化的工程，若民主陣營缺乏足夠的反制速度與協調，將難以有效回應對手的滲透與操作。
他以格魯吉亞為例，親俄的「格魯吉亞夢想黨」長期控制行政與立法體系，使社會運動者面臨多種法律形式的壓迫。這與台灣過去討論的「境外勢力代理人」與「在地協力者」問題高度相似。
他表示，即便在台灣立法院，代理人法案未能通過，當時便已有人警告，若民主社會不先行定義這些概念，威權政權必然會先使用來搶奪話語權。事實證明，中俄迅速將「代理人」的標籤反向操作，竟用來指控民主陣營人士是美國、台灣或其它國家的代理人，從而模糊焦點並淡化問題的嚴重性。
中俄在輿論戰、心理戰與法律戰上具有極高投入動機
沈伯洋指出，中俄在輿論戰、心理戰與法律戰上具有極高的投入動機。輿論戰主要針對大眾，心理戰鎖定軍人與政治人物，而法律戰則直接影響每一位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俄會系統性研究他國法律漏洞，並迅速加以利用。相較之下，民主社會往往因為「現狀尚可」而缺乏迫切感，導致回應速度與準備程度明顯不足，形成結構性差距。
「另一個高度危險的法律戰工具是公投」，他指出，特別是涉及主權歸屬的公投。例如俄羅斯於2014年3月在克里米亞舉辦了一場脫離烏克蘭、併入俄羅斯聯邦的公投，即是一個成功被操作的案例。這類公投一旦成形，便能被俄羅斯包裝為「人民意志」，對克里米亞主權造成致命衝擊。
他強調，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啟動法律戰並非隨機，而是需要社會與人口條件配合，例如克里米亞當時大量俄語人口的存在，正是關鍵前提。在台灣，中共推動法律戰同樣需要前置條件。中國人移入台灣人口的數量並非壓倒性集中於特定地區，因此主權公投難以在台灣地方層級發動。然而，這並不意味風險不存在。
沈伯洋表示，中共法律戰的對外操作，往往結合敵國敘事與在地聲音，透過宣稱「有一群被壓迫的人需要被解救」，來合理化行動。北京持續在台灣塑造民進黨及其側翼為「綠共」論述，正是為了將執政的民進黨描繪成獨裁政權，從而創造台灣「有一群被壓迫的人」的敘事空間。
他指出，在地協力者並不一定來自近期移入的人。台灣自1949年後已有大量中國人口，最初多數立場反共，但隨著時間推移，意識形態逐漸被中共分化。對中共而言，如何重新掌握台灣這些群體的認同，並將其拉回有利於中共的敘事，是其視為長期而重要的工作。中共透過「華人」身分與文化歸屬感的重塑，試圖培養足夠的台灣社會基礎，使法律戰與公投操作在未來具備可行性。
因應中俄滲透 沈伯洋：處罰與揭露在地協力者行為
面對中共的在地協力者與法律戰，他表示，民主社會主要有兩種回應方式：處罰與揭露。處罰往往進展緩慢，但近年已有所改善；揭露則是將相關行為攤在陽光下，使台灣社會得以辨識其結構性問題。這兩者都高度依賴法律制度的健全設計，否則將難以形成有效防線。
智庫創辦人馬定和：捷克禁法西斯與共產主義宣傳
捷克智庫創辦人兼執行長馬定和分享，在捷克可以看到法律如何因歷史與制度背景而有所不同。根據捷克法律，一項於今年1月1日生效的新規定，其歷史可追溯至1991年。當時立法初衷，是禁止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的政治宣傳。
2026年1月12日晚上，台灣民主實驗室主辦「寫在2027之前：格魯吉亞與捷克給台灣的備忘錄」公開講座，捷克智庫「解析中國（Sinopsis）」創辦人兼執行長馬定和（Martin Hála）出席座談。（台灣民主實驗室提供）
馬定和說，經過長時間的社會討論後，相關法條一度移除了「共產主義」與「法西斯」等明確用語。而現在，這些詞彙又被重新納入法律之中，意即在捷克，如果有人為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進行政治宣傳，即構成違法行為。
責任編輯：林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