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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美国编剧工会（WGA）发起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待遇，是近大半世纪以来，演员和编剧首次联合罢工，导致不少影视剧集制作停顿。回望香港，近年编剧行业亦屡次出现低薪、拖欠薪酬、欠署名权等争议。行业生态不理想，本港编剧的议价能力相当薄弱，新晋编剧情况尤甚。他们在幕后默默耕耘，却未得应有回报。
港产片近年有复苏迹象，多部港产电影或剧集的成绩耀眼。但在光鲜璀璨的银幕后，编剧们的挣扎却鲜为人知。
记者｜黄浩俊
编辑｜赖卓盈
摄影｜赖卓盈
现时编剧界主要有两个组织，一是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由较资深的编剧组成，规模较大。另一则是主要由一群新晋编剧组成，主要负责为同行追讨权益的香港编剧权益联盟（下称联盟）。
联盟曾于2020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影视编剧薪酬调查问卷，发现35位参与调查的香港编剧中，近半平均每月薪酬不足一万元，逾八成人从事编剧工作的同时，必须兼任其他工作以维持生计。
香港编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电视台或电影公司全职编剧，收入较稳定；二是自由身编剧，需与不同资方、导演或监制合作，因此较易遇人不淑，卷入劳资纠纷。《金都》、《填词L》编剧及导演黄绮琳原是HKTV全职编剧，至2013年该电视台不获发牌，她投身自由身编剧工作，始面对种种权益问题。
付出收获不成正比 打几份工以维持生计
低薪就是其一。黄绮琳忆述，转为自由身编剧初年，因未有代表作，制作单位往往不相信她一个人可以处理整个项目，多雇用她为编剧助理，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搜集、与主笔编剧开会商讨剧本等等，惟薪酬极低。她曾接下一个项目，每星期有四至五天都要由新界过海与主笔编剧开会，工作期长达几个月，薪酬只有5000元，有时幸运可额外获车马费，有时则没有。
为了维生，她同时接下多份工作：一边做编剧助理，一边帮其他导演开展新项目，甚至接下一些拍摄工作。主笔编剧见状，便跟她说：「你难得有机会跟我们这些一线电影人合作，你就把握机会专心做我们这边，否则穷忙十年都只会好像你现在的状态，只是接工作，不是创作人。」她对此感到无奈，坦言此行业普遍低薪且不稳定，新入行的编剧低薪情况更加严重。直到2017年，黄绮琳加入艺人林保怡的公司担任内部编剧，有较稳定收入，她才结束这种打几份工的情况。
常「食无米粥」 编剧无偿开工的困境
一般而言，自由身编剧有两种工作机会。第一种是编剧创作了故事大纲或剧本，自行向制作方或片商推销。另一种则是导演或监制有一个意念，再物色编剧就该意念撰写故事大纲，继而游说公司老板投资。无论哪种方式，大纲要得到投资者认可后，项目才可继续开展。
黄绮琳指，有时导演想出一个初步的故事，便找她写成大纲，为了成功说服老板投资，需要经常与导演开会，再写出短则几千，长则万字的大纲。若要写出万字篇幅的大纲，一般耗时约一个月。但若投资者对大纲不感兴趣，导演不获投资，她付出的心血也就付诸流水，分文不得。行内称这些情况是「无米粥」。
「导演会跟你说：『我也没收到钱，凭甚么要给钱编剧？』」
入行初期，黄绮琳常担心接不到工作，于是任何人找她写大纲，她都答应下来，也有四五次「食无米粥」的经历。她当时抱持一种心态：如果这部戏做得下去，到时找我做编剧，就会有收入吧。但现实却非如此，有时大纲通过了，电影开拍了，导演或监制却另觅更资深，或者更合得来的编剧合作，未必聘用撰写故事大纲的编剧。写大网的费用，自然也收不到。经历过几次「食无米粥」，之后见到同一个人再找自己合作，黄绮琳便懂得拒绝。
项目忽煞停 徒劳无功
入行超过二十年，电影《美人鱼》、《西游伏妖篇》的编剧李思臻也经常免费写故事大纲，尤其是入行头几年。有时他与导演或监制开过会，写了五六个不同的故事大纲，才有一个能开展下去。有时交了故事大纲，项目却没了下文，不获出粮。他理解部份编剧在没有薪金的情况下开工，或会因此感到吃亏，惟他也明白公司未了解编剧文笔及能力，难以一开始就支付薪金。故他态度较淡然，视这些经历为锻炼机会。
故事大纲只是第一步，若大纲得到肯定，编剧接下来便要先后递交分场、完整剧本、修改稿等，然后根据呈交的文件分期领薪。据李思臻了解，现时制作费为1000万元以下的香港电影，编剧费约为10至20万元；制作费为1000万元以上的，编剧费约为30至40万元，若是资深的编剧，则80至150万元也有可能。如编剧有额外聘请编剧助理，则再自行支薪予他们。
李思臻亦有与内地公司合作，制作费较高，编剧费亦会高一些，可收到过百万的薪酬。然而，若项目中途煞停，编剧随时无法收取酬劳。
他指，他曾不下十次试过呈交分场等文件后，电影却忽然煞停，原因千奇百怪——投资者放弃投资、演员没有档期、题材忽然被禁，甚至老板赌博输钱使项目无以为继都试过。有时李思臻已写好大半剧本，项目却无疾而终，更无法收足应有的薪酬。他指，自己因项目煞停而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十万，直言「差不多够付首期」，但深知难以追讨，合约亦不会列明对编剧的保障，只能无奈接受，「这就是编剧的行业生态，存在太多变量。」
李思臻表示，一般规模较大的电影公司，资金相对稳定，较少机会出问题。不过他认为，初入行的编剧未必结识到大监制、大导演，多数只能与小型制作公司合作，较大机会遇到这些情况。李思臻坦言他较为幸运，早年因受行内某监制赏识而成为编剧，多为同一电影公司工作，较少面对上述问题。惟入行两三年后，渐渐有其他公司找他合作，始出现种种问题。他形容：
「像我这样不喜欢替人打工的，就会出去闯荡江湖，那就难免损手烂脚，你要学会尽量保护自己。」
在行内打滚多年，李思臻亦总结出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他现时与人合作，会在合约写明每逾期支薪一日，对方须向他赔偿未付费用的0.3%至1%，并注明收到当期费用后才开展下一期工作。
银幕后默默耕耘 付出难被看见
ViuTV剧集《IT狗》编审李卓风现为自由身编剧，他也曾遇过多次项目无疾而终的情况，尤其是未有名气，或与内地公司交涉的时候。「例如有时大纲通过了，分场却没过；分场过了，正稿却没过。」他说，「通常改着改着，整个项目就没了。」项目不了了之的原因各异，李卓风举例，很多时候编剧在修改剧本的同时，题材就已悄然过时，不能继续。他认为，这一行就是如此，与其说是权益争议，他倾向认为这是编剧需面对的心理压力。
李卓风指，金钱回报固然重要，但对许多编剧而言，观众的认可才是他们最重视的回报。无奈的是，观众往往将注意力聚焦幕前，在核心主创岗位中，编剧所获的认同往往不及演员和导演。「回报当然不止钱，如果钱不多，掌声又比不上其他岗位时，心理上会难受一些。」
说到编剧，外界的关注点往往落在行业的不公，以及种种剥削悲歌上。李卓风知道行内虽存在某些争议，但他并不希望这行给人的印象只有「被走数」、「被拖粮」、「被剥削」的弱势社群。他始终希望，编剧能以其专业价值被看见。近年有不少与电影摄影和美术有关的展览，推广这些岗位的专业与艺术，他希望编剧一行也有这样的文化活动，着眼编剧叙事的技巧、人物塑造的艺术。
港产影视商业主导 剧本角色次要
香港编剧的付出未受重视，或也与本地影视的制作模式有关。香港编剧权益联盟成员阿茄认为，许多香港影视公司为追求利润，在决定是否开展一个项目时，会先考虑项目的商业元素及资金，如某明星有没有档期、投资者对该题材是否感兴趣，而非根据有没有好的剧本。
他提及韩国的情况，指其影视工业推行编剧中心制度，编剧在影视岗位中地位崇高，对制作有较多话语权，薪酬可观，导致韩国影视发展蓬勃。反观香港，编剧的角色似乎较边缘。
未签合约先开工 拖欠薪酬难追讨
除了地位上的落差，编剧还面对缺乏保障的问题。据阿茄观察，行内仍有许多编剧在签约前已经开始工作。部分受电视台外判的制作公司往往会以制作期限、演员档期赶急为由，在未制定合约及未获拨款的情况下，着编剧开始撰写剧本，「许多编剧收入不稳定，又等钱开饭，捱了这么久，就会什么都先接下来。」到编剧追问薪酬及合约时，对方则再三推搪。他慨叹：「有时拖了一年以上，对方最后出多少钱给你都只能接受了。」
香港编剧权益联盟由2018年成立至今，收过多宗有关欠薪等争议的求助，求助的多是新晋编剧。阿茄指，由今年初至今，联盟共收过两至三宗求助个案。但他知道，行内还有许多隐藏个案，有些事主因担心影响工作机会，故不会追究。阿茄坦言对行业感到失望，甚至曾劝刚毕业的学生不要以写剧本为生。
「待遇不好，保障也没有，好多时候，你只能做一个廉价劳工，停留在『搵饭食』的阶段。」
为改善行业生态，联盟主张编剧收取「开笔费」：编剧在真正下笔前，进行资料搜集、开会想故事时，已付出的劳力，应获得相应费用。惟据阿茄观察，行内情况并无因此好转。「我们影响力始终有限，对公司而言，你不愿意写，那就找下一个来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行内风气谈何容易？黄绮琳说，她也曾思考过与其他编剧组织类似工会的平台，惟她发现一些较资深的编剧都对「争取权益」较敏感。「他们经历种种苦难，终于走到现在有些名气，就会觉得『你才华和地位都没有，光顾着争取权益，先把稿写好再谈开笔费吧！』」甚至有导演要黄绮琳介绍编剧时，会先问对方是不是联盟成员。她也感到疑惑：「明明权益联盟是打算保障编剧，但现在好像但凡跟联盟走近一点，就会遭人避忌。」
阿茄也说，他时常听到部分老一辈编剧对联盟有所非议，尤其是对像他这样较进取的成员。他指，有些年资较深的编剧，有时也担任判头角色，负责招揽其他编剧，故也会出现「编剧剥削编剧」的情况。「他们会用一些约定俗成的行规来压榨你。『我做了几十年，开会写大纲一直都不用收钱，你凭甚么收钱？』」
阿茄坦言，对改变行业风气的希望不大，但不会因此放弃争取。撇除行业环境，他认为，若要改变行内的问题，编剧自身对权益的意识亦相当重要。他希望编剧之间能建立信息网，分享彼此的薪酬、待遇，提高市场透明度，让其他编剧免受剥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