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两会」（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分别于本（3）月初在北京揭开序幕。在中共政治体系内，「两会」没有决策权力，但其中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涉及中共的年度政治议程，并被视为观察中共内外重大政策的风向球。
今年是中共「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但中共内外环境皆出现重大的变化。在外部环境方面，地缘政治风险升高，贸易主义加剧经济逆全球化趋势，使中共面临关税不确定性、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重组的压力；在内部环境方面，近年来中国大陆内部面临经济持续下行压力、长期通缩、青年失业率高、居民消费信心疲软等问题。
因此，依据中共国务院编制「十五五」规划的《纲要（草案）》，中共总理李强在其任内的第三份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相关24项主要目标指针、4个面向的重大战略任务，以及总共109项重大工程项目，目的都是为了「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为后期更好发展打牢基础。」其政策内容归纳如下；
第一，过去中共经济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依赖制造业出口产生高达2兆美元的贸易顺差；但也因此引发产能过剩、竞争激烈导致价格持续下跌，并且削弱了民间的投资意愿。李强把今年经济成长率下调至4.5％至5％，显示中共已放弃一味追求经济高速成长的想法，转而采取较缓慢但更可持续的务实发展策略；
第二，落实去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5.89兆元，比上年增加23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兆元，比上年增加约1.27兆元；
与此同时，中共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兆元，持续支持「两重」建设（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和「两新」工作（指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此外，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
在地方专项债规模方面，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兆元，完善专项债券项目负面列表管理和自审自发试点，重点支持建设重大项目、置换隐性债务、消化政府拖欠账款等。
第三，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据外媒统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共三十三次提及「科技」、三十六次提及「创新」、七次提及「人工智能」。中共将深入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达12.5％；
第四，深入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及生态系优化，加速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确保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第五，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考虑增强粮食、能源资源等供给保障能力。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今年军费预算为1.92兆元，同比增长7％，较过去三年7.2％的增幅有所收窄，但仍连续第五年维持在7％或以上，高于GDP已成为常态。
与内政比较，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对外政策的表述显得「无足轻重」。但中共外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受访时表示，中共的外交是为内政营造更加有利外部环境。中共将把重点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继续当好高水平开放的推进器；二是继续拓宽人员往来的快车道；三是继续打造开放融通的新窗口。
政府工作报告并未提到中美关系，但在中共眼里，川普就是李强所称「防风险」的主要对象。川普发布第二任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虽以西半球为地区战略的第一优先，但「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已产生外溢效应；例如，美国近期对伊朗的军事攻击，已危及荷莫兹海峡（the Strait of Hormuz）对全球石油的航路运输。
更重要的是，中共认为川普的「三四五」联盟体系：三边安全伙伴（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五眼联盟（FVEY），就是把中共视为假想敌。中共加强军备，显然不只是为了符合「建军百年」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需求，而是要因应中美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
因此，如何处理好对美关系，仍是中共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现在需要做的是，「双方为此做出周全的准备，营造适宜的环境，管控存在的风险，排除不必要的干扰」。王毅的说法显然是针对拟议举行的「川习会」。中共目前是采「以静制动」的策略，希望与美国保持「斗而不破」的关系。
报告涉及对台政策方面，仍是旧调重弹；但中共官媒指出，今年报告出现下列关键新提法：
第一，反「独」力度升级：从「坚决反对」到「坚决打击」；第二，融合重心下移：从「深化融合」到「落实同等待遇」；第三，认同根基夯实：强调「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外界注意到与2025年报告比较，今年把「统一」的表述前移到两岸交流和融合发展之前。担任人大代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义虎表示：未来五年，统一进程将进入「加速期」或者「提速期」，大陆将进一步塑造两岸必然统一的大势。因此，尽管川普的政策和台湾的政治生态，仍充满不确定的因素。中共将在「可操之在我」的部分，牢牢掌握两岸「统一」进程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当然，中共不会忽视外力对「统一」进程的影响。厦门大学教授刘国深即认为，应从全球治理战略处理「台湾问题」，即推动全球战略进程同时推进解决「台湾问题」；而非使全球战略受「台湾问题」影响。他强调中共应将「台湾问题」由国家的包袱及负债，转变为民族复兴的资产及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