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的被告栏内，一位古稀老人静静地坐着，他的神情沉稳，带着一股近乎平静的尊严。法官宣读刑期的那一刻，香港社会充满压抑的叹息。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而是一场赤色政权对良知、对信念、对香港灵魂的政治审判。黎智英，一个妥妥的「政治犯」，在后国安时代的香港被重判入狱。
对支持自由的香港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宗刑事案件，更是一场本土历史的悲剧 — 一个曾经以自由闻名的城市，如今政权竟以法律为名，消灭那些相信仰自由的人。
自由之城的记忆在我辈的集体记忆里，「自由」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从开埠以来，这座城市吸纳了无数逃离极权、战火与压迫的人，大家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开始，在英国人带来的法制基楚上，建立起一个追求法治、公义、新闻自由与个人尊严的社会。香港的成功，从来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数代人用勇气与毅力共同营建的成果。即使在动荡的年代，甚至九七主权移交前的忧虑岁月，以至近年反修例运动中，香港人仍普遍相信，一个公平公开的制度与自由的思想空间，才是这座城的根基。因此，当一位以媒体之力捍卫言论自由、并公开表达异议的市民因政治原因被重判，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赤色政治意志对香港文明法治精神根基的一次践踏。
法律的意义，在于维护社会的正当秩序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在后国安时代的体制之下，法律被转化为政治的工具，它成了压制异见的武器。黎智英被判刑的理据，官方称之为「危害国家安全」，但他的「罪行」，其实只是坚持说出真话、坚持出版报纸、坚持批评权力而已。这样的「罪行」是荒谬的。它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些以「稳定」为名惩罚思考者的年代。苏联的异见作家、南非的自由斗士、台湾威权时代的死难者，甚至古希腊被迫喝毒酒的苏格拉底。当权者总能以法律的形式包装其压制异见的手段，而历史则一次次见证，真正的罪从不是异见者，而是那些害怕真理的人。
香港精神的哀伤黎智英的遭遇，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曾经相信「自由无价」的香港社会，如今似乎被政治现实碾压得支离破碎。许多人选择沉默、离开或遗忘，而少数仍愿直言的人，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代价。然而，香港人的自由信念，从来不是由制度赋予，而是源自心灵的自觉。无论是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街头的普通市民，还是今日被囚禁的媒体人，这股自由的灵魂仍然存在，只是被压抑、被迫转为沉默的形态而已。
哀伤的不仅是黎智英的结局，更是整个社会对公义的濒死。当公众不再敢为不义愤怒，当「做个听话的人」成为自保的智慧时，这座城市的灵魂便开始流血。自由的消逝，往往不是被暴力夺走，而是被恐惧与冷淡吞噬。历史的见证或许残酷，但它从未失忆。罗马帝国的暴政未能抹杀基督徒的信仰，铁幕也没能阻止东欧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权力可以摧毁传媒、封杀声音、囚禁身体，却无法囚禁思想与记忆。黎智英的审判，最终会被后人记录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 见证极权如何假借「安全」之名压制自由，见证一位传媒人如何以沉默成为抗议，以牢狱之灾显示忠于信念。正如他多次说过：若要为自由付出代价，他已准备好一切。
对香港人而言，也许最大的悲哀还不是失去过去拥有的自由，而是社会被强行删除对自由的信仰。但愿这份哀伤，能转化为下一代的觉醒，让人们记得，自由并非口号，而是需要以勇气与痛苦去守护的价值。黎智英被囚禁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整个时代的良知。然而，只要仍有人愿意说出「这是不义的」，自由之火便未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