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5月12日訊】（英文記者Lily Zhou、Lily Sun報導／陳霆編譯）中國觀察家和教育工作者認為，中國青年失業危機的根源不僅是由於國家的經濟困境，更與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教育制度的失敗有關。
他們認為，中國的大專院校畢業生普遍缺乏推動經濟增長所需的基本技能，原因在於中共的教育制度（包括對少數民族的強制漢化），壓抑了自由思考，並使學生不願從事職業研究。
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與外國投資的下滑，近年來畢業生找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最近，《時報》採訪的多位求職者和就業仲介指出，在美中持續的關稅戰之下，問題似乎更加惡化。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3年6月，16至24歲年齡層的城市失業率達到21.3%。不過，多位中國問題分析人士認為，官方數據並未真實反映中國的青年失業情況。北京大學知名教授張丹丹在中國財經媒體《財新》上撰文指出，實際失業率在2023年3月時可能高達46.5%。
隨後，中共統計局暫停發布青年失業數據長達五個月，之後更改統計方法，將學生排除在外，導致從2023年12月至2025年3月，該數據在13.2%至18.8%之間波動。
今年3月，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丁學良在《信報財經新聞》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可能低至30%。
今年4月，中國一線城市深圳市的一位地方政府工作人員援引深圳大學一位消息人士的話告訴《時報》，僅不到30%的應屆畢業生獲得了工作邀約。然而，在新華社旗下的《環球》雜誌2023年發表的報告中，深圳大學曾被譽為中國國內就業前景最好的大學之一。
據中共官媒新華社5月6日報導，鑒於今夏預計將有超過1,200萬名應屆畢業生進入勞動市場，北京當局已啟動一項「國聘行動」，希望緩解中國的青年失業危機。
費城拉薩爾大學（La Salle University）助理教授馬克‧托馬斯（Mark Thomas）近日在發給《時報》的電郵中表示，中國的教育體系「並未適應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需求」。
畢業生的技能與市場需求錯配
一些中國問題觀察人士認為，現有職位空缺與求職者的偏好之間存在落差。
托馬斯指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高科技市場，至今仍處於疫情後的衰退期，但這卻是許多大學生畢業後的求職目標。而中國企業家對新興產業的投入也顯得較為遲緩。」
他還表示：「中國學生普遍熱衷於在政府部門與城市地區工作，而政府機關和大城市早已人滿為患，不論是求職者還是住房需求都過度飽和。再加上雇主更偏好年長（有經驗）的員工，而現有員工也不願離職，這使得求職變得極為困難。」
2024年12月，超過340萬名申請者通過了中國國家公務員考試的用人單位資格審查，而該年度實際可供錄用的公職職位僅有約3.97萬個。最終有近260萬人參加考試，這意味著平均每個職位有65人競爭。
根據斯坦福大學於2024年2月發布的一份簡報，針對超過4萬名中國應屆大學生所進行的調查分析顯示，將近64%的學生希望在國有部門就業。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前副教授李元華認為，這種選擇反映出中共政權統治下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拜金文化。
李元華對《時報》表示，學生傾向於追求在國家機構或國有企業內工作，因為這類工作能帶來較高的經濟回報，且能避開需要專業技能的領域。
文革結束後，中國高校恢復招收符合資格的學生，當時高等教育機會稀少，1978年大學入學率僅為適齡人口的2.7%。到1999年，中共開始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該比例增至10.5%。根據官方數據，至2023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60.2%。
然而，李元華指出，許多大學將招生視為「賺錢的途徑，而非培養人才的契機」。因此，過度擴招導致許多不具備基本能力的學生進入了一個品質低劣的教育體系，而高校也未能投入足夠資源，來教授產業所需的技能。他直言，這種擴招是一種對資源和學生時間的「浪費」。
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分校（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iken）教授謝田表示，中國高等教育的擴張是建立在「巨額債務和師資匱乏」的基礎上，最終導致中國「教育程度不足的學生供過於求」。
中國學生缺乏批判性思維
費城德雷塞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全球研究與現代語言系主任蕾貝卡‧克洛希（Rebecca Clothey）對《時報》表示，中國教育體系過度強調理論知識，導致許多學生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經驗，而這正是「職場上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能」。
克洛希曾在1990年代初至2010年代之間多次往返中國，累計生活了約六年。期間她在當地教授英語、學習中文，並曾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擔任訪問學者。
她在比較美中教育體系時表示：「美國學生或許在記憶事實性知識上有所不足，但在批判性思維、分析能力與創造力方面則較強；相對而言，中國學生可能記憶了更多事實，但他們的課程設計並未像美國學校那樣，系統性地培養分析、批判與創造能力。」
托馬斯認為，由於缺乏批判性思維，中國畢業生「雖然知識淵博，也可能具備一定技能，但他們缺乏創新與創業所需的批判性思考，而這些正是推動經濟增長、進而創造就業所不可或缺的特質」。
克洛希表示，部分原因可能源於中英文兩種語言的差異。
她說：「學會閱讀中文的唯一方法就是『背誦記憶』。」
她接著說：「這也塑造了學術學習的基本模式：記憶、背誦事實、學習書本上或老師講述的內容，然後在不經思辨的情況下加以重複。」
「而英語是拼音語言，學習閱讀並非靠背誦，所以從孩童階段開始，就會培養出不同的學習習慣，我認為這些習慣也貫穿了整個教育體系。」
克洛希指出，儘管新一代美國學生在分析能力方面也出現下滑，但中國學生還面臨另一項劣勢——中共政權對言論的審查與對教育的全面控制。
她表示：「中國的媒體由國家操控，所有新聞內容皆來自政府，因此除了社交媒體外，沒有其它替代聲音；但社交媒體同樣受到政府監控。」
「因此人們無法接觸來自外部的多元聲音，個人也難以進行綜合判斷，因為你無法閱讀或思考不同觀點，你接觸到的只有一言堂的觀點。」
她指出，中國的教育制度「中央集中化程度遠高於美國」，導致課程內容在不同地區與地方文化的連結較弱，而當學生感受不到課程與自身文化的連結時，他們成功的機會也隨之降低。
斯坦福大學在2021年發布了一項研究，該研究評估了中國、印度與俄羅斯數萬名計算機科學與電機工程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維與STEM（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能力，並與美國學生進行比較。
結果發現，中國大一學生在批判性思維方面的水平與美國同齡人相當；然而，該研究指出，隨著課程進展，美國學生在大三、大四階段「有明顯提升」，而中國學生則在同一階段能力反而出現下滑。
黨國教育制度的毒害
托馬斯指出，中國的教育體系「極度依賴國家資金，並服從中共那群年過七旬領導人的要求，無論在課堂內外都缺乏思考與批判的自由」。
他表示：「缺乏真正的學術自由，使得教師與學生都陷入麻木。」
李元華指出，中國大學生被要求花大量時間學習政治課程，例如馬克思主義、中共黨史，以及歷任中共領導人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他將中國的教育制度形容為「黨國教育、洗腦教育」，是一種完全服從共產政權的教育制度。
他表示：「因此，這個制度始終強調『標準答案』，特別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學生不被允許有獨立思考與個人觀點，甚至禁止討論一些基本事實。」
「（學生）只能接受所謂的『標準答案』，也就是洗腦內容。」李元華說。
強制漢化政策
曾在新疆工作過的克洛希表示，如果中共政權願意重視少數民族語言，例如維吾爾語與藏語，對中國將更有益。
她說：「有一段時間，當局在烏魯木齊鼓勵開辦私人英語學校，很多維吾爾人便開設了以維吾爾語教授英語的學校，因為那是他們熟悉的語言，這樣即使中文不佳的維吾爾人也能學習英語，仍可獲得學習機會。」
「而且學校製作的課程教材也是用維吾爾語，用維吾爾語翻譯英文課文，而非使用中文，因為對不擅長中文的維吾爾學生來說，中文教材反而更難。」
她說，這些學校「為維吾爾人創造了學習與就業的機會」，直到中共改變了對私人教育的政策。
她說：「我知道，那些由維吾爾人經營的私立學校如今肯定已不復存在」，並補充說，中國各地許多知名的英語學校也已遭到關閉。
1990年代，中共開始在新疆試點雙語教育，讓學生同時學習維吾爾語與漢語。2004年，當局推行更為激進的雙語政策。
然而，維吾爾維權人士指出，所謂的雙語教育實際上每週只有幾小時的維吾爾語課，其餘所有課程均以漢語授課。中共實際上是在推行一項強制漢化政策，意圖消滅維吾爾穆斯林的語言、習俗與傳統。
多個人權團體指出，維吾爾人在中國遭遇大規模拘禁，估計已有至少100萬人被關押在中國新疆西部地區數量龐大的再教育營與其它拘留設施中。
倖存者描述，他們在營內遭遇強迫勞動、強制絕育、政治灌輸及其它形式的虐待。
美國政府已認定中共在新疆的鎮壓行為構成「種族滅絕」。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於2022年指出，中共對維吾爾穆斯林的打壓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
北京當局一再否認在新疆侵犯人權的指控。
根據聯合國關注新疆人權的專家指出，那些父母被拘押或被轉移至中國其它地區的維吾爾孩童，被當作孤兒對待，並被安置於只講漢語的教育機構中。
2021年，中共更新了對私立教育的規範，要求私立學校必須遵循黨的規定與指導方針。
原文：Chinese Graduates Not Equipped to Spur Economic Growth, Experts Say刊登於英文《時報》。
責任編輯：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