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近日点名批评基层干部「过度请示」现象,直指一些地方干部凡事层层上报、事事等待拍板,不敢决策、不敢担责,导致基层治理陷入「程序空转」。
文章罕见地将问题归结为「政绩观不正」,点出部分干部存在「不沾责任、不沾风险、不沾矛盾」的心态——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这一表述迅速引发中国官场和民间的舆论关注。因为它揭示的,并非个别干部的懒政,而是中国基层官场长期积累的一种制度性心理:在高压问责与单一考核体系下,「不犯错」往往比「干成事」更重要,「不出事」比「做实事」更安全。
从「积极作为」到「安全第一」
过去多年,中国地方官场的政绩逻辑,往往围绕「可视化成果」展开:修广场、建地标、搞大项目、造形象工程,越能被上级看见,越容易转化为升迁资本。
而近几年,随着中共持续强化反腐、高压问责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基层干部的行为模式却出现明显转向:从过去的「过度作为」,逐渐滑向今天的「过度请示」。

党媒《人民日报》此次批评的「过度请示」,本质上就是一种避责机制。干部并非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是更倾向于把责任向上推,把风险向外转。请示越多,责任越少;程序越复杂,个人越安全。
这种逻辑之下,基层治理效率被严重稀释。原本可以当场解决的小事,往往要层层签字;本该及时处置的民生问题,最终被拖成舆情事件。干部不再追求「把事情办成」,而是追求「确保自己没事」。
24.5万件立案背后:基层官员的真实压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该文发布的前一天,中共纪委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96.8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7万件,立案24.5万件,处分18.3万人。
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30人、厅局级干部1267人、县处级干部1万人、乡科级干部3.3万人;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被立案者更高达2.3万人。处分方面,仅省部级干部就有56人。
这似乎向外界表明一点「反腐早已不是「打虎」层面的政治象征,而是深入县乡村三级治理结构的高压常态」。越靠近基层,干部感受到的问责压力往往越直接、越具体。
尤其是乡科级干部和村干部,他们既面对最现实的民生矛盾,也最缺乏制度缓冲空间。一旦处理失当,轻则被举报,重则被立案。
在这种环境下,「不出事」自然成为最优先目标。对很多基层干部来说「最大的政绩不是把事情办成,而是确保自己平稳退休」。

「正确政绩观」为何反复被强调?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制度理性
事实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已成为中共近年干部治理中的高频词。
今年以来,中共高层多次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同时要求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这意味着,高层已经意识到,当前地方治理中的最大障碍之一,并非单纯的执行力不足,而是干部评价体系本身出了偏差。
理想中希望的是「干事型干部」,但现实中形成的,却往往是「避事型干部」。一个干部推动创新项目,即便成功,往往只是「应当如此」;一旦出现偏差,则可能面临问责、处分,甚至政治前途终结。相比之下,按部就班、程序合规、绝不冒险,反而成为最理性的选择。
于是,「躺平式治理」开始成为一种官场自我保护机制。
基层单位为了规避责任,往往把「有没有盖章」看得比「事情是否解决」更重要。印章不再只是行政工具,而成为责任切割的象征。
从民众办事时遭遇的「循环证明」「奇葩证明」,到单位内部层层审批、重复签批,背后都反映出同一种官场逻辑:谁都不愿成为最后那个拍板的人。
章越多,责任越分散;流程越长,风险越可控。这并非简单的官僚主义,而是制度激励下形成的理性选择。干部害怕的不是事情办不好,而是「谁来承担办不好的后果」。
因此,当中央批评「过度请示」,实际上是在触碰整个官僚体系最深层的安全逻辑。

基层减负,真正要减的是「政治风险」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动「为基层减负」,从精简文件、减少督查,到限制形式主义考核,政策不可谓不密集。
但现实中,很多干部感受到的并不是「减负」,而是另一种更隐性的加压:责任更重了,容错空间却没有同步扩大。文件可以少发,会议可以少开,但一旦出了问题,追责机制依然严厉。
在这种环境下,干部自然更倾向于「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换句话说,真正需要被减掉的,不只是文山会海,而是基层官员心中的「政治风险预期」。
如果这一点不改变,再多的制度文件,也难以真正改变干部行为。
从「谁负责」到「谁敢负责」
中国基层治理的难题,从来不只是效率问题,更是激励机制问题。
当一个体系持续奖励谨慎、惩罚冒险时,它最终筛选出来的,往往不是最能干的人,而是最会自保的人。24.5万件立案、18.3万人被处分的现实,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官场心理:宁可不作为,也不能出问题。
所谓「正确政绩观」,在本质上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一个制度命题:究竟是鼓励干部解决问题,还是鼓励干部规避问题?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会请示的干部,而是更多敢拍板、能担责、愿意把事情办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