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民运37周年，适逢文化大革命60周年，何以说文革从未结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改革，过去国际社会期待透过经济成长推动政治改良，其实从一开始就误判？为什么海外反中共运动团体不应再执着于推动政治改良？在中国政治体制日益封闭、二十一大将近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是否企盼海外民运的定位转向革命？1989年中共宣布戒严当晚，学生、教师与北京市民彼此守护，当时的精神如何响应现今网络时代对历史的戏谑与冷感？中共在国内建构集体失忆、抹除六四纪录，反共团体则坚持保存历史、延续纪念，这对中国民主化转型有什么意义？海外民运长期面临世代断层，前人应如何真正释出资源与空间，让传承不只是口号？近期多起美籍华裔参政人士涉入中共渗透案件，引发美国关注，海外反共阵营的应对方式为何是挺身投入地方政治？美国近年社会撕裂，政治引发大量仇恨与对立，能够如何修复？这种修复模式，能应用在中国民主化后的公民社会重建？台湾长期处于民主与威权对抗的前线，认知战与社会对立的危机程度是否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