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6月11日訊】（記者李圓明採訪報導）「為什麼走到反共這一步？是因為我見過太多了。」今年新西蘭民主平台紀念「六四」36周年的活動上，一個年輕人在圖片展現場展示了其背部的紋身圖案，包括「六四」坦克人、白紙運動等內容，令人震撼。
近日，這位名叫Eric MY的年輕人接受了的專訪，講述了自己的叛逆人生。
一個早熟的孩子
Eric來自中共體制內家庭，在他小的時候，父親是江蘇某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白天上班圍著局長轉，晚上照顧家裡的舞廳生意。Eric五歲才從外婆家被接回來，父母很忙，經常吵架；有時父親應酬酒喝多了，也會拿他撒氣。他經常一個人在家，很小學會做飯，儘量讓父親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免得挨打挨罵。
這讓Eric養成了很叛逆的性格，外婆說他心理年齡比較大，七、八歲就有十幾歲孩子的心智。
上小學時，父親把他送到當地最好的小學。但是Eric比較叛逆，不喜歡被強制戴紅領巾、唱紅歌，還因不唱紅歌遭到班主任、同學的孤立。父母為了讓老師對他嚴格一點，也會給班主任送錢、送禮、送購物卡，讓他在課堂上多提問，以及讓他晚放學，「但是對孩子來說，是一種負擔，一種壓力。」Eric說。
Eric所在班的學生幾乎都是權貴子弟，有的家裡是當官的，有的家裡是做生意的。有一個同學家是賣電器的，班主任家裡面的空調、電視，全是他們家送的。Eric認為，那時候是最黑暗、最猖狂的時候，「他們收錢收禮，可以明目張膽。」
2008年汶川地震時，父親給他1,000元錢拿去學校捐，同學看他的眼光馬上不一樣了，感覺他家好有錢，Eric的朋友開始多起來了。
父親還組織了義工聯合會捐款。有一次，父親和局長吃飯帶上他，Eric聽他們說，民政局現在已經不接收這些衣服、被子，以後不要收了。這些東西到時候都得燒掉。
果然，這些捐贈的棉服、被子被用大卡車拉到鄉鎮，那裡有一個大焚化廠，在那裡燒掉了。「因為江蘇距離汶川遙遠，拉過去成本很高，他們認為不划算，但又不想傷害老百姓的感情，就只能做做樣子。」至於捐款能否到災民手裡，Eric認為，整個過程沒有監督，錢拿到銀行存了，應該是捐了，只不過上面貪不貪就不知道了。
12歲少年目睹強拆自焚
Eric上初中時，父親被借調到某投資有限公司，做國企總經理。當時一個村鎮在拆遷，有一天放學，司機過來接他，把他帶到鄉鎮的拆遷現場找他父親。Eric看到現場有派出所的人、父親單位的人，還有一些黑社會人員，正要拆一個大叔的房子。
「大叔就不給拆。我是五點多放學，天還沒黑，一直僵持到七、八點鐘，那個大叔突然拿了瓶汽油澆在頭上，燃起來了。我坐在車裡面，看到警察無動於衷，也不去滅火、施救。我爸就讓司機趕快把我帶走了。」
父親還負責當地一個門戶網站，Eric看到論壇上面有人發帖子說強拆死人、自焚的事。那段時間，父親每天都在接宣傳部的電話、上面的電話，要求把這些帖子刪除、下沉、轉移。這個強拆自焚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Eric說，「那個門戶網站，每天有當地人發一些投訴的事情，投訴物業，投訴醫院，投訴公安，每天晚上我爸到家都是接電話，聲音開得很大，我們都聽得到，說怎麼把這個帖子處理了，就是老百姓不能發聲，說什麼都不行。」
「其實我身邊很多叛逆的的朋友，我們這些人應該是隨著父輩安排，也是『接班』嘛，但是我感覺良心上過不去。看到的真相太多了，不像他們宣傳的中國有吃有喝，真的是吃不起飯的太多了。」
第一次被約談
Eric學習成績一直比較好，但很叛逆，總跟老師作對，從來不寫作業，也沒有書包。他記得上中學的時候就兩支筆，是父親買給他的，一根是「百通」，一根是「斑馬」，都是日本的牌子。
中學時Eric和同學已經會用賽風翻牆。那時候習近平剛上台，學校裡到處貼習近平的畫像，比較叛逆的孩子都會用筆把畫像上的習近平臉塗一塗。
父親從小逼Eric學鋼琴等樂器，高二時，Eric因為音樂加分被特招上了大學。他沒想到的是，中學裡有學生會，大學裡還有共青團，他被迫當了宣傳部部長。學校每天下午有廣播，Eric和幾個志同道合朋友在播報完習近平的講話後，放了一首叫《奇妙的約會》的歌，歌曲裡很多「哈哈」的笑聲，不是當局要宣傳所謂的「核心價值觀」。
這是2016年下半年，Eric第一次被約談，剛滿16歲，他簽了幾十頁的保證書，還按了指印。大學城的派出所離他們學校只有七、八百米遠。
大學裡的抗爭
2017年，Eric在百度貼吧公開了學校學費貴和菜鳥驛站二件事情。當時學校一年的學費是18,000元，同時又鼓勵學生幫忙招生，幫忙招生可以返傭金5,000元。既然招生的錢是從學費裡出，那學生就不應該交18,000，應該交13,000。
菜鳥驛站是校領導的親屬開的，經營快遞業務。本來快遞可以送到學生手裡或者校門口，但學校要求必須要送到驛站來遞送，讓學生付錢，一塊錢一件，強買強賣。
Eric晚上發完帖子，第二天早上天沒亮，就聽到「咚咚」的敲門聲，一會宿管用鑰匙把門打開，進來幾個高年級的學生，還有一個主管德育的校長，把他按住，將他帶到德育處辦公室。之後，來了兩個帶著記錄儀的警察，看上去問題嚴重了。
後來，Eric在升旗儀式上被當眾批評，他宿舍裡的六名同學被調離，宿管隔三差五經常夜裡拿鑰匙開門，檢查有沒有偷電、使用大功率用電器等。
「我父親那個時候已經放棄我了，看我扶不上牆，他不管了。」2017年，學校附近的商場裡開始流行aWiFi（公用無線網絡），因校園網很貴，通常學生幾個人合租一個WiFi使用，Eric想拿aWiFi去賺錢。
他就開了一個寬帶，買了一個路由器，但是測試信號很弱，只有隔壁幾間收得到。他在網上找教程，買了定頻的天線，功率很大，半個校園都能收到信號。受國外新聞的啟發，他突發靈感把WiFi名稱改成一些反共的名稱抗爭，比如64、freedom（自由）、人權等等，同學們也有響應。
「這個事情在我們學校鬧得挺大的。不過我沒被發現，因為他們不好確定信號源，當時學校裡查了很久，派出所的車經常停在學校裡面，大概持續了半個月。其他同學也會把手機熱點也改成這些不符合意識形態的名稱。為了對抗我們，學校直接把電停了，不給用電了。」
聲援香港反送中 遭藥物迫害
2019年的情人節，Eric結婚了，新娘是大學裡一起抗爭的同學。當時學校鼓勵學生自己找工作，又強制安排學生到一些工廠去，「給1500塊，加上幾百塊的績效什麼的，壓榨得很慘，豬狗都不如。」Eric自己找了一個音樂培訓的地方，去教架子鼓和鋼琴。
2019年3月，香港爆發了反送中運動，和妻子去馬來西亞、香港度蜜月的Eric，本來已經很少關注境外信息了，但在推特上激進地表達自己支持香港獨立的觀點。大女兒出生前，6月初的一天早上，回到江蘇老家的他被敲開門，赤裸著上身被帶走。
Eric被關在派出所留置室一天一夜，沒有吃飯，一口水都沒有喝，不讓上廁所，電話也不給打，鞋帶、褲衩上面的繩子也被抽下來羞辱他。警察逼他解開手機密碼，查他的微信、推特、Youtube賬號，把他發布的言論截圖打印出來，並擬好了筆錄，讓他簽字，承認以下犯罪：非法使用VPN，在境外社交媒體侮辱領導人，發表擾亂社會治安的言論，和境外敵對勢力勾結。
「晚上很晚的時候，我爸進來了，找關係通融，把我撈出去了。」父親責罵他說：「我是不管你。（你的）孩子還沒出生，以後孩子怎麼辦！」
2020年8月，二女兒出生了，Eric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卻不幸再次被抓。疫情期間，他把各地反抗封控的視頻，發到朋友圈裡面。
Eric回憶，當時每個路口都有檢查站，有核酸記錄才可以過去，疫苗必須要打，不打不可以走。外婆所在的高風險小區，每一個單元門都被用鐵欄杆全部焊起來的，關了一年多。「當地有個京東產業園，京東用無人機在窗口送菜，上面掛一個二維碼，你要給他掃錢，有69元、129元好幾檔，就是分有肉的沒肉的。」
「那時候各地都有抗爭，和大白打，和輔警打起架來，我們拍視頻發在微信朋友圈。我們這邊有往出沖的，市政府對面那個小區封的時間也挺長，那個小區五六米高的大鐵門被推倒了。大家都不服嘛。」
住在月子中心的妻子，吩咐他回家拿衣服。他到家沒多長時間，門被打開了，幾個人上來就扯他走，他說要打個電話，被用防狼噴霧辣椒水噴，被用電棍電擊。他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在市公安局辦案中心了。
「我一點意識都沒有，眼睛火辣辣的，摸一下我臉上腫得很厲害，眼睛腫得像燈泡一樣的，只能眯一條縫，根本就喘不開氣。」警察拿出幾張照片讓他辨認，好像也是在朋友圈發消息的這些人。
很快Eric又暈過去了，再醒來是在醫院裡，手上插了預埋針，被注射一種叫氯硝西泮的藥物。隨後他又被帶回辦案中心，估計藥打多了，他在鐵椅子上睡了幾個小時；最後一次醒來，是在當地的精神病院。
Eric在市公安局被打到吐血，送到精神病醫院。（受訪者提供）
後來，警察開車把他送回月子會所，他看到小女兒愣了一下：什麼時候已經出生了？感覺精神錯亂了。他說，「回到月子會所的時候，我就吐血了，我老婆拍視頻發給我爸看。我爸說：你再大的關係，你不能和共產黨對抗，要不然誰也救不了你。」
離開精神病院後的幾個月，Eric一直在吃藥，人渾渾噩噩，腦子不太清醒，丟三落四的，倒車時會把車倒到停車庫的柱子上，甚至在等紅綠燈時突然昏睡過去，沒有意識了。精神病院的醫生告訴他，這個藥不能突然停掉，他的血藥濃度（TDM）很高，讓他繼續吃藥。
「吃完之後不會突然一下失去意識了，但是後遺症、並發症特別多，那個時候我才20歲啊，我每天走路的時候要用拐杖走，不用拐杖就會倒，根本就站不穩，腦子好像被控制一樣的，說話非常慢。」
後來妻子帶他去外地另一家醫院看，醫生告訴他：「你繼續吃的話，腦子直接吃壞掉了。」於是他慢慢停藥，最後終於停掉了。
參加白紙運動
2022年底，中國大陸爆發了白紙運動。從悼念新疆烏魯木奇由於封控在大火中喪生的民眾開始，各地民眾開始聚集和舉白紙抗議中共慘無人道的暴政。
Eric回憶，「第一天，上海學生喊出『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口號；第二天晚上，我們在教堂門前集會，大家都是帶白紙過去；第三天整個教堂被封起來了。所有的文具店裡面，你想買A4紙、買白紙、本子這些東西，要身分證了。複印店也接到通知，複印、打印要白紙的，全部要登記身分證。」
白紙運動後，各地突然一下解封了。Eric認為，中共已經抗不住輿論壓力了，已經到了共產黨掌控的極限，它放棄一部分，然後可以繼續維穩。如果當時不放棄封控，搞不好當時它就已經倒台了。
「我們當地做白紙運動這些人，推小區大門，沖卡啊，不做核酸，那個月是最混亂的時候。核酸崗亭都被掀翻了，大白身上穿的衣服被撕開。大家都不戴口罩，把口罩扔掉。那個時候中共確實扛不住了，民意已經壓不住了，物極必反，就像現在中共這個樣子，也沒幾年氣數了。
「疫情之後國內經濟已經爛掉了，現在街上、商場基本上沒有人，能明顯的感覺到中國經濟已經垮掉了，老百姓行屍走肉一樣的。疫情時政府說有房貸延期還，根本就是在作秀。我打電話給房管局、銀行，他們說沒有上級通知，我說你看新聞有，他說那你找新聞去。全部都是騙人的。」
把真相圖案紋到背上
2024年，Eric打算把真相圖案紋到後背上。理由很簡單，他經常會去參加演唱會，帶上真相條幅在現場展示，後來國內的演唱會、音樂節全部要安檢、搜身，包括去香港聲援。他說哦，那（真相圖案）紋在身上，直接把衣服一脫，最簡單了。
Eric聯繫了紋身師，作品分多次完成，每一次紋一幅圖要四、五個小時。第一次紋的是六四、坦克人，接著是白紙運動，下面是揭露迫害新疆的種族滅罪，然後紋的是香港反送中運動。
「傑作談不上，就是無聲抗爭。」Eric問過紋身師，為什麼要紋很久啊？之前他手臂上也有一些小紋身，很快完成了。紋身師說：我壓力很大，你不要催我，這不是紋那種普通的圖案。「你能感覺出來這個紋身師壓力真的非常大，大汗淋漓的，我都沒有喘粗氣，他喘著粗氣在紋。」
紋身之後，Eric經常找機會展示，包括在當地的洗浴中心公開展示。他曾想過去天安門，但是現在去天安門要APP預約，他預約了好長時間沒有約上。
今年3月6日，幾個警察突然上門，強制把他和妻子一起帶走，關了兩天。3月8日，Eric收到消息，讓他當天晚上就要離開中國，因為他的案子當天報了法制處，第二天報檢察院覆核之後將限制他出入境，想走就走不了了。
第二天早上，Eric和妻子從青島坐飛機，飛到馬來西亞（免簽）。之前他們在馬來西亞投資了一個小餐廳，本來4月份準備開業。但把餐廳的資產處理之後，他們開始辦簽證。5月，兩人來到新西蘭。
「因為我想，新西蘭距離中國遠，一個北半球一個南半球，就想越遠越好。環境好壞無所謂，只要可以說話，讓我可以做事，那我就開心。哪裡愛我，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共產黨氣數已盡」
Eric認為，共產黨氣數沒幾年了。現在國內開始大通縮，沒有好地方了，就是在上海，人們也被壓榨得像牛馬一樣的。高鐵上的人明顯比前幾年少多了，因為太貴了，老百姓連坐高鐵的錢已經掏不出來了。以前打出租車要等很久，現在各個高鐵站出租車比人還多。
「我們身邊的同齡人都是在體制內，有的法院已經6個月沒發工資了，有的單位承諾『爭取發3個月，至少發2個月』，因為真的沒錢發，地方財政已經沒錢了，國家現在又不撥款，為什麼前段時間要搞『遠洋捕撈』？沒錢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起了。
「法院有個部門叫執行局，權力比較大，之前是抓老賴的，從去年開始抓上訪的。那個部門現在就是替政府維穩，經常開車去駐京辦，把人領回來之後再送辦案中心折磨一頓。」
Eric認為，每一個共產黨員都不是無辜的，不是凶手，就是幫凶，雖然個人改變不了什麼，但是他可以不參與，「人性嘛，你不可能漠視不管的。醒的人很多的，只不過都是裝睡吧，等到有一天大家都睡不著的時候，一定會反的。」
責任編輯：鄭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