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纪检部门近来四处出击,严打各级官员私自取得、持有、阅看、分享政治类禁书。
截至10月底,2024年至少有15名中共高阶官员,被中共纪检系统指控阅读或持有禁书,而2023年遭到类似指控的有8人;时间线拉长,根据中国媒体财新就公开信息所做的统计,2019年以来受到党内指控传阅禁书的官员是29名。
观察家指出,严打官员看禁书印证了中共内部危机加剧的现状。也有专业人士鼓励中国官员多看禁书,以开拓眼界,活跃思维,摆脱洗脑,放弃奴性,追求民主和自由。
偷读禁书官员遭严打
2024年被控牵涉禁书的15名中共官员,所在省份包括甘肃、重庆、贵州、江西、河南、广东等,其中既有经济强省,也有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供职领域从政府职能部门到政协、院校、传媒、金融机构,覆盖面很广。虽无大数据支持,但这些信息似乎显示中共官员读禁书已经有了一定的普遍性。根据官方表述,禁书来自境外的接近一半。
谈到2024年被查的私看禁书官员人数创新高,中共党校系统一位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在新时代,管控确实越来越严厉。因为越是要对党员特别是对官员加强教育,越是要他们树立’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就越不能让他们去读禁书,特别是海外的出版物。事情敏感,这位学者要求不具名。”
与禁书相关的指控增加,在技术层面也可能与中共党纪的泛化和严苛化有关。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2023年进行了修订,并在2024年1月1日正式施行。 《条例》将先前内容载体的表述“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网络音视频数据等”,修改为“报纸、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 。 《条例》也增加了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议题数据的违纪表现。
之所以做这样的修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党章党规教研室主任、教授吕品稍早前发文解释,是为了适应信息科技的发展,确保对透过网络发布、传递、储存的各类电子资源数据形式,包括网络文字、图片、音频、视讯数据等,进行全面而严格的规范和管理,而新增违纪表现是严密了过去的制度规定。
虽然中共显得山雨欲来,但受访的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共官员因取得、持有、阅看、分享政治类禁书而获刑的可能性目前还不大。
原中国执业律师、现任美国太平洋智库首席研究员的陈冰告诉美国之音:“如果是出版、印刷、复制、销售违禁书刊,应该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一般的阅读违禁书刊,中国还是管理为主。”
中国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法律学者也表示:“看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这种情况只能算是和多名女性发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一样,是道德指责,而不是在刑法上去判断的罪名。主要倾向用党纪,而不是用国法。”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中国媒体常并举违禁出版品、非法出版品。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刑事审判参考,包括违禁图书、期刊等在内的违禁出版物是非法出版物的一种,指的是内容违法的出版物。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禁书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扭曲党史、军史等。
中共党校系统一位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在毛泽东时代,当局要求党员热爱毛主席;现在新时代虽然没有那么过了,但当局总还是希望党员尊敬领导人、对领导人有感情,所谓地有朴素的感情在里面。”
知名作家余杰告诉美国之音:“中共一言堂、禁书只能让自己失去纠错机制,让中国人失去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像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说,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制度上都无法创新和发展。”
余杰所著《中国教父习近平》、《习近平:殭尸治国》等书,一般也被认为属于中共的政治类禁书。他告诉美国之音:“我的书在台湾出版,也在网上传播,中共是禁不了的。我对中共的禁书政策是轻蔑和鄙视,因为真相和真理是不能被扼杀的。”
余杰在近期的一篇评论中批评习近平,指他在反腐败运动中塞入私货,于落马官员的罪名中增加购买、携带、阅读、收藏、传播禁书的罪名,其目的是让九千多万党员“成为木头人或殭尸,跟着他一起浩浩荡荡地走进地狱”。
虽然中共严打党员和官员取得、持有、阅看、分享政治类禁书,但一般不对外发布具体书目,这也导致明确最新版本的政治类禁书的总目录有一定难度。
不愿具名的中国知名法律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即便是对公众开放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一般也不会把涉及政治问题、错误的所谓非法出版物的全名公布出来,会做一些模糊化处理,避免社会各界因为好奇心而追捧禁书的“示范效应”。
含混庞大的书目
美国之音比对部份中国刑事判决书、检索相关公开信息等发现,过去十余年间中共发布的有关案例中提到的禁书至少包括:
关于中共领导人-《胡闹领主毛泽东-永不休止的颠覆与冒险》、《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毛泽东全传》、《周恩来全传》、《林彪全传》、《林彪逃亡真相》、《聚焦党史军史-国内重大事件解密历史档案》、《秦城冷月-江青被捕之后秘闻》、《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中南海纪实》、《红墙大事-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等。
关于中共官场生态-《公共情妇-中国官场「色无戒」 》、《高官与风水》等。
关于重大事件-《六四前后──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等。
关于民族与边疆-《⻄藏之乱-掩盖与扭曲的真相》等。
关于中国国民党与国共关系-《⻩埔军校将帅全解密》、《国⺠党将领全纪录》、《国⺠党高官的最后结局》等。
有理由相信,以上书目只是中共历年来禁书的一小部份。海外媒体和研究机构,间或会揭露中共禁书的新名单,藉此可管窥中共某一时间段的打压重点。另外,往前追溯至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不少地方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曾内部印发过查禁书刊的目录,涵盖的图书、期刊和所谓非法出版物普遍数以百计,其中定性为淫秽色情内容的占绝大部份,但政治类内容也有一定比例。而且透过目录前言部分的陈述,可以看到中共禁书目录会不断更新。
同样有理由相信,中共纪检系统强调的“有严重政治问题”,应该只是所谓政治类禁书的定性之一。美国之音比对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个别查禁目录发现,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的图书、期刊,其定性非常庞杂,严格评估和界定当有难度。定性主要包括:宣扬唯心主义、有政治问题、有政治错误、有严重政治错误、内容有问题、有严重问题、内容反动、反动出版物、违反中央精神、违反有关宗教政策、违反少数民族政策、违反国家保密规定、不利于计划生育、封面封底有问题等。
河南一官方部门1990年刊印的一本查禁目录显示,其时绝大多数被禁图书、期刊出版自中国国内而非来自境外,且主要是正规出版社出版,显示当时中国社会看上去还有一定的出版自由空间。
当时被定性为反动出版物的是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奋斗》,被定性为内容反动的是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杜月笙全传》;被定性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主要是期刊,集中在海南省文联出版的《天涯》杂志;被定性为有政治错误的,包括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权论》、《中国的危机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十位记者》,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年启示录-追求民主的反思与新识》,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秘录》;被定性为封面有问题的,包括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赵丹与江青》,处理方式为「收回,书名改为《赵丹》作技术处理后可继续发行」。
习时代内部危机加剧
中共严打官员读禁书,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突显了中共内部感到危机四伏,极度惶恐,认为只有遮起人们的眼睛,堵住人们的耳朵,才能确保各级官员的所谓“忠诚”和“信服” 。
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执政以来,一直在对官员进行精神清洗和重塑,包括重视党校培训、要求党员重读党史、加强媒体控制等等,其实都是为中共的政权服务。本人的反抗。”
赖荣伟表示:“从中共的体制内部埋下民主的种子、进而开花结果,一时之内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套用中共最喜欢讲的一句话,量变产生质变,越来越多的人透过禁书知道了一些事情,多多少少会对体制内的改革有帮助。”
中共党校系统一位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官员看了禁书以后,就可能动摇对共产党的许多信念、以及对领导人的敬畏之心。像赵紫阳的回忆录等一些历史类、社会类、政治类的出版物,对当局的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当局严控海外政治类出版物流入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位学者介绍,中国官员主要还是看与中国有关的海外出版物,一般都不是学术性的,这其中又是以历史题材为主,比如中共党史,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现况、逸闻趣事、桃色新闻、腐败内幕等等,“这些出版物是不是百分之百真实,当然也不好说,但比网络上一些碎片化的东西,还是更可靠一些”。
这位学者建议:“还是要看作者是谁、出版商是谁,如果是严肃的作者和严肃的出版社,刊物所反映的历史的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权威性也相对比较高。”
中国不愿具名的知名法律学者告诉美国之音:“能看禁书的官员,都是比较清醒的,或者说是还没有被彻底洗脑的。被彻底洗脑的官员,是不可能去看的,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抵触的。”
曾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美国生活的邱家军建议中共官员一定要翻墙:“多了解历史,尤其是中共真实的历史和晚清至民国史。像《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中国六四真相》、《晚清70年》、《中国农民调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等都是推荐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