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山東青島市一名女士張蘭(化名)因家中無人協助照顧孩子,接受街道計生主任邀請,開始在村級從事計劃生育工作。28年後,她仍留在原有崗位,但自2024年至2026年已連續三年未領到任何工資,估計累計被拖欠約18萬元。
張蘭的遭遇反映出基層計生人員的待遇困境,也呈現中國人口政策由過去限制生育轉向鼓勵生育後,相關基層體系面臨的職能調整與人員處境。
在職28年,連續三年未獲薪資
張蘭表示,她從1998年起從事基層計劃生育工作,至今已有28年。雖然仍持續履行職務,但2024年、2025年及2026年均未收到一分錢工資。
她說,村裡過去並非完全不發薪,有時一年支付部分款項,有時僅發放1萬至2萬元,最高也不超過3萬元;未支付的部分,則由村會計向街道經管站登記掛帳,待村集體有資金後再行發放。
以她的說法,從2024年起情況惡化,村裡已連續三年沒有支付任何薪資。她曾反映欠薪問題,街道及村黨支部書記其後致電回應,稱預計在2026年底發放部分工資,但村委會目前沒有經濟收入,只能待有錢後再支付。
「我們也得吃飯,家庭遇到事情時,想請村裡發一些工資,村裡卻說沒有錢。」張蘭強調,自己並未離職,也一直有工作內容,卻長期無法取得應有報酬。
薪資與村集體收入掛鉤,欠款由街道經管站登記
張蘭介紹,基層計生專幹的薪資過去由區、街道及村三級統籌,但實際發放情形仍與各村集體經濟收入有關。她所在的地區屬山區,當地有30多個村莊,通常每村設置一名計生專幹。
計生專幹是村級或社區層級專責處理計劃生育事務的人員。張蘭指出,經濟較好的村可提供較多補貼,經濟困難的山村則較少,「有錢就發,沒錢就不發」。
她表示,計生專幹原本依照村兩委工作人員的標準計薪。以其所在村為例,計生專幹薪資約為村黨支部書記薪資的80%;若書記年薪為6萬元,計生專幹年薪理應約4.8萬元。然而,最終實際發多少,仍取決於當年村集體的經濟狀況。
例如,若一年應發5萬元,實際只支付1萬元,其餘4萬元便登記在街道經管站帳上,待村裡有錢再行支付。張蘭稱,這些款項並非個人私下記帳,而是村會計向街道經管站辦理登記,並有街道相關主管簽字認可。
她還表示,村會計曾告訴她,已掛帳的薪資屬於村集體應支付的款項,即使工作人員本人去世,子女也可以承接這筆款項。不過,她沒有取得關於這些掛帳薪資的法律性質、欠薪確認程序及最終支付責任的明確書面說明。
在她看來,問題並非薪資是否被記錄,而是長年缺乏實際支付期限。村集體以「有錢再發」處理,等於讓基層工作人員承擔村集體收入不足的後果。
有聘書、無勞動合同,也沒有單位社保
張蘭說,她並非自行進入村委會任職,而是由街道計生主任招聘,並獲街道正式發出聘書,明確聘任為所在村的計生主任。
以2021年換屆為例,她仍在原崗位任職,街道再度發給聘書,聘期為2021年至2026年,且加蓋街道公章。她表示,專職計生工作人員均由街道發放聘書。
她平日在村委會辦公,有獨立辦公室、電腦、空調等設備;不過,她沒有與村委會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編制。
張蘭稱,有關部門接到她的反映後,調查人員沒有詳細詢問她在哪些年份未領薪、具體欠款金額為何,反而主要追問她是否與村裡簽訂勞動合同。她表示,村級計生人員普遍未與村委會簽約。
她認為,既然街道負責招募人員、發出聘書並安排工作,便應對薪資發放設有明確管理及責任機制,不應在發生欠薪後僅以未簽勞動合同為由迴避問題。
除薪資外,她也擔憂社會保障不足。她表示,基層計生人員沒有「五險一金」,養老保險及醫療保險均須自行繳納;不僅計生專幹如此,村兩委工作人員也沒有由村裡統一繳納相關保險的待遇。
從生育管控到健康宣導,工作內容隨政策轉變
張蘭回憶,自己於1998年結婚,同年9月開始從事計劃生育工作。當時家中無人可幫忙照顧孩子,她無法外出求職,街道計生主任上門物色人選,她便接受了這份離家較近的工作。
2003年,街道更換相關負責人後,她再度受聘,薪資改為每月300元、按季發放,持續至2009年。其後村裡改採按年發薪,但金額並不固定,通常僅有1萬至2萬元。
在計劃生育管理較嚴格的年代,她的工作不只是登記生育資訊,還包括統計育齡婦女資料、婚姻狀況、懷孕與出生情形、人口死亡數據,以及孕前與產後隨訪、避孕藥具發放、流動人口登記及檔案管理。
她說,當時基層計生工作項目繁多,檔案盒與各類材料堆積不少;她也負責生殖健康服務、婦女健康檢查、計生政策宣導和相關培訓,每年均須參加生殖健康及育幼知識等專業課程。
2016年全面實施兩孩政策、2021年進一步放開三孩政策後,基層計生工作的重點逐漸改變。張蘭表示,目前主要工作包括為孕婦提供服務、宣導生育與保健知識,以及組織婦女接受乳腺癌、宮頸癌篩查。
她還須透過居民微信群組推廣生育政策與健康知識,向產婦介紹產後護理、嬰兒餵養與避孕常識。她稱,自己在村裡服務多年,與居民關係良好,必須接觸不同人群、保持良好態度,並做好隨訪服務。
張蘭也曾兼任婦女主任,並處理養老保險等事務。由於過去村內只有她一名女性工作人員會操作電腦,許多行政及業務工作也集中由她負責。
反映欠薪後,調查重點未涉及歷年帳目
張蘭表示,自己曾多次向相關部門反映,希望核實薪資發放與掛帳情況,但對處理結果並不滿意。
她稱,有關單位未詳細調查其歷年薪資紀錄,亦未逐年比對應發金額、已發金額及未付餘額。她認為,如要真正處理欠薪問題,應核對聘書、薪資標準、村級財務資料及街道經管站的掛帳紀錄,而非僅聚焦是否簽訂勞動合同。
她也提到,基層工作人員要集體維權並不容易,因為涉及每個人的利益,部分人不願出面;一些村民即使對薪資發放不滿,也擔心反映後無法解決,或不願與村幹部及街道方面發生衝突。
張蘭表示,自己不願參與村兩委換屆選舉及相關政治事務。她稱,自己並非沒有看到基層管理的其他問題,但作為計生主任,不想就那些事情提出檢舉。她對基層廉政情況感到失望,認為真正能專心服務居民的清廉幹部不多。
接近退休年齡,家庭負擔仍沉重
長期未獲薪資,使張蘭重新檢視自己28年來的選擇。她說,當初留在農村工作,主要是為了照顧孩子與家庭,方便接送孩子、煮飯及處理家務,當時沒有考慮到長期缺乏社會保障的問題。
如今她已50多歲,接近退休年齡,重新外出求職的機會有限。她的兒子也常埋怨,認為她當年若等孩子長大後另找一份有薪資及「五險一金」的工作會更好,而不是留在村裡長年近乎無償工作。
她表示,家人雖有工作,但家庭經濟壓力不小。養老與醫療保險均須自行繳納,農村居民養老保險每月約需繳納500至600元,城鎮職工社保則每月需1,000多元。此外,家中長者需要照顧,孩子結婚需要開銷,日常人情往來也增加負擔。
張蘭強調,自己並非不願繼續工作,只希望多年付出能獲得基本薪資保障。她說,沒有薪資便難以維持工作動力。
她指出,所在村莊不少居民依靠葡萄種植及水果產業維生,但村委會缺乏自身經濟收入,導致工作人員薪資無法正常發放。她認為,村集體經濟困難不應成為長期拖欠人員薪資的理由,尤其在已連續多年未實際支付薪資的情況下,更應提出明確解決方案。
對未來,她表示沒有太多其他規劃,只希望取得應得的工資。
人口減少與政策轉向下的基層治理重塑
中國自1980年代起強力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透過超生罰款、強制墮胎、結紮等手段控制人口。中國官方曾宣稱,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少生4億多人。
經歷三年疫情封控後,經濟下行、就業困難與養育成本上升,使年輕人的結婚與生育意願持續降低。面對人口危機,政策已由限制生育轉為鼓勵生育: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2021年全面放開三孩,並陸續推出生育補貼、延長產假及住房支持等措施,但成效有限。
官方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降至956萬,首次跌破1,000萬;人口總量減少85萬,為1961年以來首次出現負成長。2023年人口減少208萬,2024年減少139萬。
2026年4月公布的2025年常住人口資料顯示,已有27個省份公布數據,其中20個省份出現人口負成長。湖南、四川及安徽分別減少47萬、46萬及41萬人;張蘭所在的山東省常住人口則減少37.2萬人。
隨著人口政策由「限制生育」全面轉向「鼓勵生育」,原本以控制人口數量為核心的龐大基層治理網絡,也正在經歷系統性職能重塑。過去負責執行計劃生育、收繳超生罰款的計生專幹,以及兼任計生職能的社區網格員,如今站到勸生與促生的第一線。
多地社區工作人員透過電話隨訪、入戶排查等方式,密集詢問轄區內適齡已婚女性的備孕計畫,甚至詢問末次月經時間並逐一登記。這類延續傳統人口監測慣性的工作方式,曾在社交平台引起討論,被部分年輕人戲稱為「電話催生」,也有部分受訪女性表示感到隱私受到干擾。
不過,與過去掌握執法權不同,如今的勸生工作缺乏強制力,基層人員在執行考核指標時,常面臨電話遭直接掛斷或居民冷淡抵觸的情況。
民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結婚登記為683.3萬對,創下1986年以來新低。2020年中國平均初婚年齡為28.67歲,較2010年延後3.78歲。房價、教育、醫療、就業壓力,以及對未來收入與社會保障的憂慮,均是年輕人延後婚育、甚至選擇不婚不育的重要因素。
時事評論員王赫曾撰文指出,中國人口危機不僅涉及生育率下降,也與長期控制生育權、過去政策遺留的後果及當前經濟困境有關;從強制限制生育轉向催生,反映出政策方向的劇烈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