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1月23日訊】（記者宋唐、易如採訪報導）自中共黨魁習近平上台之初，便透露出對中共政權傾覆的焦慮感，先防止官員接受西方思想，之後禁止官員因私出國甚至收繳小學教師護照。如今，中共又加快清除與西方有關係的「裸官」，焦慮感愈發強烈。
不過，現在的情形已與習上台之初不同，專家直言，中共政權因習而加速傾覆。
加速清除「裸官」
在中共改革開放時期，海外精英晉升到高層政治職位，因國際人脈而受重用，如今海外關係往往被視為安全隱患而非優勢。
1月9日，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發布報告說，2025年11月中共政協第十四次會議上，官方宣布的大規模人事調整中，包括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和港澳台僑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原廣東省政協主席）王榮等重要人物。
報告說，這些重量級人物的突然離職實屬罕見，他們既未達到強制退休年齡，也未捲入任何公共腐敗醜聞。對他們下台的表述是「不再擔任」具體領導職務——這與通常與紀律處分相關的正式「免去」有所區別。
此次改組中大多數被撤換的官員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的資格，這表明此次人事調整並非傳統的清洗，而是一種更為微妙的政治邊緣化。
在2025年下半年至少20名官員「不再擔任」主要職務，包括：上海市副市長劉多；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閆傲霜；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尚立；以及原科技部副部長、後任華中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張廣軍等等。
報告說，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擁有深厚的海外背景，並且直系親屬長期居住在國外。換句話說，他們是「裸官」——配偶或子女已移居國外。
報告指出，儘管2025年末的清洗行動悄然進行，但它將對中共政治格局產生深遠的結構性影響。這標誌著改革開放時期以技術官僚模式為特徵的局面將逐漸走向終結。
在中共體制內有大批隱密的「裸官」，他們把配偶和子女及貪腐得來的大筆錢財轉移到海外。一旦中共倒台他們就立即跑路。(Wang Zhao/AFP)
媒體主編、原深圳NPO創辦人艾時誠對表示，中共裸官在胡溫時代就有100多萬，平均每個縣50多個。這麼多年下來實際上是愈演愈烈，特別是習上台後倒行逆施，中共體制內官員更沒有安全感了，要更隱蔽地裸，這都很正常。
艾時誠表示，現在黨魁要清理這些人，讓這些人退下來，是基於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劇烈變化。特別中美貿易戰後，美國與西方國家與中共政權切割已成定勢，不可挽回了。
他指出，蘇聯解體以後，中國人沒料到，西方國家也沒料到，習會接過抗美的共產主義破旗，跟美國鬥爭，他清理這些動搖分子和不安定因素，也不是目前才開始，幾年前就開始了。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吳瑟致。（吳瑟致提供）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吳瑟致對表示，許多中共高層家屬長期滯留海外，北京這樣的要求，不單可能涉及到政治忠誠，也涉及到複雜的政商金流問題。
吳瑟致認為，這種做法代表了中共統治邏輯，即強調如何從鬥爭取得穩定，以及在穩定過程進行鬥爭，所謂鬥爭穩定、再鬥爭再穩定，形成中共專制一個常態。
他分析，中共面對經濟下滑、政權不穩定及整個社會經濟不確定性的壓力，會更加對內進行控制或政治鬥爭。但中共內部既得利益者恐怕會有不同想法，最後會更加躺平，變成政府政策治理失靈，這時候就會更陷入到不斷內鬥的局面。
「中國內部的混亂，一定程度會比過去更加地明顯。」他說。
清除技術官僚的後果
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報告總結了過去15年間，北京對「裸官」的管控相關政策經歷了三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始於胡錦濤後期（2010-2013年），政策基調是「登記管理」，重點在於收集信息以防止資產外流和打擊腐敗，對具有國際關係的高級知識分子和技術官僚採取了相對寬容的態度，而非安全隱患。
在習近平時期第二階段（2014-2024年），相關規定顯著收緊，2014年明確禁止五類「裸官」擔任關鍵職位（軍事、外交、國家安全、機密和關鍵領導職務），海外家屬成為官員職業晉升的「天花板」。
自2025年初進入第三階段：「全面清理」，要求副部級及以上官員要麼家屬回國、要麼辭職。
報告說，這一階段的邏輯已徹底轉變，從反腐敗轉向防止滲透和確保政治安全，曾經倍受黨重視的技術官僚專長，如今已不再能提供豁免權。
報告舉例說，易綱或許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他長期被視為典型的「學者型官員」，曾主導金融改革，國際投資者視他為中國經濟決策圈內理性之聲。此前儘管面臨諸多限制，易綱憑藉妻子回國以及其在美中金融外交中的獨特價值，仍可官居高位。然而在「零容忍」政策下，子女身居海外卻成了他無法逾越的障礙。
報告說，易綱的離職發出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信號：當政治安全凌駕於一切之上時，即使是國際公認的專業價值，也無法抵擋政治審查。
吳瑟致表示，姓社姓資或紅跟專的爭論，是中共體制結構性問題，不會因時間而改變。特別中共黨魁進入第三任期，在政治優先的決策邏輯之下，這些技術官僚或專業或專家，恐怕都不是他現在所需要的。
他指出，在這種狀況下，決策上會出現誤判。2020年後中共動態清零路線，技術官僚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顯然是一個非理性決策，它引發中國經濟下滑和社會不穩定，一直影響到現在；近年來，中共黨魁不斷以軍改為名清洗軍隊或各種所謂經濟監管動作，都不是正常決策應有的動作。
艾時誠表示，本來從鄧小平到胡錦濤，中共有從極權專制向威權專制轉型的跡象和趨勢。但習上台以後，又迅速扭轉了，回到毛那種共產極權專制。不管怎麼樣，都會大大降低專業判斷水準，一定會誤判。
他說，這些年下來，體制內那些技術官僚，那些文革後高學歷的知識精英，特別是還保有一些良知良心的，都做不了正職。「我認識很多這樣體制內官員，他們慢慢都被邊緣化、被淘汰了。」
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資料照。（宋碧龍／）
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嘉隆對表示，淘汰技術官僚會增加同溫層效應，專業人才流失，制衡的力量也會消退。大家都跟著老大的意見走，造成對各種狀況失去判斷能力，最後由老大背責、承擔一切誤判的後果。
「一定會有誤判，這是典型一言堂的後遺症。」
政權傾覆焦慮
自中共黨魁上台之初，便透露出對中共政權傾覆的焦慮感，當時一個主要動作是防止西方自由思想的傳播。
從2014年起，便以反腐名義，嚴格管理護照，明確規定在職處級以上中共官員因私出國一般不批准，並明確要求收緊裸官出國；2018年事業單位、各地中小學校開始收繳教師護照。近期，據獨家報導，甘肅、貴州等地普通公民近期出現護照被要求「暫為保管」。
如今，淘汰具有海外關係的高官，顯示習當局對政權傾覆的無比焦慮。
不過，現在的情形已與當初大為不同，不論民間或中共體制內都充滿了對黨魁的不滿。
吳瑟致表示，過去在鄧小平立下的權力分贓或權力分工的集體領導之下，也許能達到權力之間的恐怖平衡。但現在權力集中在一人身上，整個決策過程越來越封閉、內捲化，極有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反作用力。
他分析說，從政治鬥爭角度來看，一人當道並不意味著黨內沒有不同的勢力，而是這些勢力因為政治風險而選擇低調，這些選擇低調的政治寡頭，在未來會形成很大的反撲來源；另外經濟下滑，人民在集權控制之下大慨不會碰觸政治紅線，可不代表對中共政權滿意。當信任關係被剝落了，人民對政府治理失望，就會形成一種社會反撲。
他指出，也就是說，隨著中共不安全感增強，會更加會對內控制，權力更加內捲。但社會對國家會更加不信任，這種惡性循環可能會危及到整個中共政治體制的瓦解。
艾時誠表示，中共政權距離崩潰的臨界點越來越近，這不容置疑。
他指出，首先是經濟失敗，接著是社會失序，大量人失去工作、吃飯都成問題。這個情況下，受現實鞭打的人會越來越多，所以也不用啟蒙了，醒來的人會越來越多。
艾時誠表示，精英階層的分化，從中共黨魁修憲以後就加速了，像傳統的紅二代、團派等，把這些人全得罪了；像福建幫、浙江幫、上海幫還有陝西軍工系統的這些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但在專制體制下沒有所謂的真正的忠誠，都是利益的捆綁，跟著走就有利益。當大勢來的時候，所有的這些忠誠都是靠不住的。
艾時誠表示，現在仍是美國主導的一個多極世界格局，跟著美國才會繁榮發達起來。中共覺得有資格跟美國搬手腕，有這種野心，中國的命運會好嗎？黨魁就是中共政權垮台的加速師。
「中共在這一波中，一定會重蹈前蘇聯的覆轍、崩潰覆亡，時間點沒法判斷，但大趨勢已經形成。」他說，「在歷史大潮面前，我判斷，共產黨頂多撐十年。」
吳嘉隆表示，現在碰到一個亂世，大家都學乖了，不敢明擺表態，你今天跟習將來被反習派清算，所以越來越多人的不安全感是急劇上升。
「最主要的是，現在看起來大局面很不利，可能撐不過今年，所以每個人都要衡量政治風險。」
吳嘉隆坦言，就是改朝換代的一個機會來了。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好幾種危機同時爆發，根本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就像多重器官衰竭，基本上沒救了。所以大家就等著，看他最後怎麼個結局。
責任編輯：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