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項合法經營數十年的資產，突然以「制度優化」「社會責任」或「共同富裕」等名義被執政者接管，將引發外界對私人產權保障的強烈疑慮。
2026年6月19日，新華社高調刊出〈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一文，並冠以「偉大征程」的政治標籤。文章讚揚中共於1953年至1956年間推動的「三大改造」，尤其將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描述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寶貴經驗。
不過，有觀察者認為，這類論述並非單純回顧歷史，而是在財政與統治壓力下，為進一步介入乃至轉移民間資本釋放政治訊號。
從「五反」到公私合營
中共建政初期，為消滅私有制而發動針對私人工商業者的「五反運動」。這場運動被視為後續「三大改造」的前奏，也是中共建政後首度大規模政治運動。
「五反」名義上包括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及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但文中認為，其實際結果是對資本家財產的掠奪與迫害。例如在「反偷稅漏稅」名義下，業者被要求補繳歷年「偷漏稅款」，追查期限甚至可上溯至民國或更早時期。巨額追繳款使不少業者無力負擔，最終傾家蕩產、企業遭接管。
在上海，部分資本家因絕望而自殺。文中稱，若跳入黃浦江，可能被指為「逃往香港」，家屬仍須面臨繳稅壓力，因此有人選擇跳樓。依不完全統計，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兩個多月間，上海共有876名私營業主自殺，平均每天超過10人。
時任上海市長陳毅據稱每日上班時會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其中「空降兵」意指因絕望而跳樓的商人。至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時，被追繳的私營業主資金超過30萬億元舊幣，約相當於中共在朝鮮戰爭所耗軍費的一半以上。
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在10年至15年內完成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所稱的「三大改造」。其中，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自1954年開始，至1956年底全面展開，通稱為「公私合營」。
在公私合營架構下，原本由私人持有全部股份的工廠，改由政府派員進駐管理；生產計畫由政府決定，利潤也受到政府控制。儘管表面上原業主仍保有部分產權，但政府以「贖買」方式取得企業。
所謂「贖買」，並非由政府與業主協商合理價格並一次付款，而是依私人股額，每年向原業主支付固定利息，稱為「定息」。1956年7月，定息利率正式訂為年息5%，起初預定支付7年，1963年改為10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定息被視為資本家的「剝削」而遭取消。
至1956年底，中國私營企業已不復存在，八十多萬名原私營業主失去產權。文中認為，這場強制性「贖買」消滅了自晚清洋務運動以來形成的一批民族企業家，但如今則被官方重新包裝為成功轉型的典範。
重慶「唱紅打黑」與民營企業風險
進入21世紀後，文中將2008年重慶的「唱紅打黑」視為對私營經濟施壓的一次預演。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當地發起這場運動，表面上以打擊黑社會為目標；文章則認為，該運動實際上藉「打黑」掠奪私營經濟，並為日後推翻習近平籌措資金。「唱紅」則被描述為宣傳中共紅色文化，以塑造未來政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
文中引述此前披露的說法指出，2007年秋季中共十七大期間，習近平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並被內定為胡錦濤之後的第五代黨魁；薄熙來則被安排擔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對此不服，據稱與時任掌管武警及政法系統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密謀，意圖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接替周永康、掌握政法系統，再運用「唱紅打黑」累積的政經資源，於適當時機推翻習近平。
「唱紅打黑」期間，重慶不少民營業主被指傾家蕩產，許多正常經營的企業家被定性為黑社會。這場地方政治運動當時不僅未遭制止，反而吸引各地及中央官員前往重慶觀摩、學習。
薄熙來於2012年倒台後，外界原以為相關作法將告一段落；但文中認為，習近平執政十餘年所推行的路線，實際上是「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
近年來，當局一方面推出《民營經濟促進法》等法規與政策，並稱民企是「自己人」、將保障民營企業；另一方面，《經濟學人》曾披露，中國企業家正以驚人速度神祕消失，幾乎每週就有一人被捕。
中國經濟學者向松祚2019年公開演講時曾表示：「現在民營企業家的普遍心態是：中共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崇高的理想。」文中認為，這反映出中共與當代民營企業家之間的緊張關係。
被形容為「沒有宣言的國有化」
有財經分析人士指出，當前對民間資本的介入可被概括為一場「沒有宣言的國有化」，其操作隱藏在既有法律與行政架構內，並可歸納為七個步驟。
- 第一，黨委進駐私營企業，並推動所謂混合所有制改造。文中稱，阿里巴巴、騰訊等網路巨頭已透過「黃金股」機制受到國資控制，國資並在相關企業取得一票否決權。
- 第二，對特定企業或企業家展開腐敗、逃稅等調查，先凍結資產、拘押當事人，再迫使其為換取人身自由而「自願」轉讓股權予國有機構，或接受國資注資。
- 第三，透過行政許可及監管措施施壓，例如限制融資、吊銷執照，使特定行業陷入困境，再由國資以「救助」名義低價接手。文中將教培行業的遭遇視為案例。
- 第四，以「共同富裕」名義推動企業「自願捐獻」。在政治壓力下，多家大型企業密集宣布捐出數百億元；文中認為，這屬於對民間財富的政治性提取，與歷史上的「贖買」具有相近本質。
- 第五，推動數據與平台國有化。透過相關立法將企業數據交由政府託管，從而削弱民企的核心競爭力。滴滴出行整改期間數據受控，被列為這種作法的代表例子。
- 第六，建立戰時經濟動員法制。2021年修訂的《國防動員法》及相關配套法規，授權中共在所謂「緊急狀態」下徵用一切民間資產。文中稱，一旦台海、南海局勢升級，或內部出現政治危機，相關法律可能成為徵用民企資產的工具。
- 第七，對民企原始積累進行「原罪清算」。文中指出，民企在1990年代與2000年代的發展檔案掌握在中共手中，當局在需要資金並加強企業控制時，可能以歷史問題展開清算，與1950年代「五反運動」的邏輯相似。
文中指出，上述每個環節都具有官方敘事與法律包裝：黨委進駐企業可稱為「加強黨建」、強制入股可稱為「優化股權結構」、監管整治可稱為「規範行業發展」、捐款攤派則可稱為「履行社會責任」。但其最終結果，被認為是民間財富系統性轉移至政府。
國企重組與控制力集中
在加強介入民企的同時，中共也加快中央企業與國有企業的合併重組。2026年5月31日，《關於進一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正式下發，各地省份密集召開會議，研議如何「做大國企和國有資本」，並發揮經濟主導與壟斷作用。
數據顯示，2026年1月至5月，A股共發生224起央企併購重組事件，涉及43家央企。案例包括中國石化吸收合併中國航油，以及中國神華迅速收購母公司旗下12家核心企業。文中認為，高密度、快節奏的重組，將能源電力、裝備製造、醫療健康及新能源等戰略產業的壟斷權力，進一步集中於少數超大型央企。
2002年，中共曾將電力集團拆分為國家電網與南方電網，並將車輛集團拆分為南車與北車，名義是「打破壟斷、促進競爭」。然而，習近平上台後，南車與北車於2014年重新合併為中車集團；寶鋼與武鋼於2016年合併；神華與國電則在2017年重組。
文中認為，至2026年，央企併購重組已由過去擴大規模，轉向強化控制力。這將使中國經濟的市場活力受到壓縮，並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資本外逃與資產荒。
另有分析認為，這代表習近平當局在核心產業中徹底放棄市場經濟機制，連過去為平衡體制內部矛盾而刻意保留的「分拆競爭」安排，也逐漸被放棄。
私有產權與體制合法性的矛盾
文中認為，在中共治下，私人產權從未獲得真正保障，而這構成一項難以化解的體制矛盾：若改革開放及發展私營經濟被認定為正確，則當年的「三大改造」便可能被視為錯誤；若承認「三大改造」錯誤，暴力土改中遭殺害的200萬地主，以及公私合營期間被迫害致死的眾多資本家，便涉及國家賠償與歷史平反問題。
文章進一步指出，若否定「三大改造」，中共早年的革命與建政後的社會主義論述將面臨合法性危機。從這個角度看，改革開放並非穩定常態，而是介於兩種制度間的脆弱例外；相較之下，習近平與毛澤東的政策路線，被認為更能彼此銜接。
改革開放通常被認為釋放了民間信心；但文中質疑，若消滅私有制的目標從未真正放棄，只是在需要資金時暫時隱藏，那麼改革開放所釋放的或許不是信心，而是一種由體制建構的幻覺。
在市場亟需恢復信心的2026年，新華社刊文讚揚「三大改造」，被文中解讀為一項明確政治訊號：這套體制並未真正改變，未來也不會放棄對私有財富與民間經濟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