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共建政初期发动的一场全国性政治思想运动，主要发生在1951年秋至1952年秋。
这场运动的目的通过政治教育和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彻底改变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使他们接受中共确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可见其本质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实施精神控制。
它是中共建立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控制体系的重要开端之一。
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
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时，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来自旧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教育界。他们的思想来源多种多样，有人接受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有人信奉科学精神和学术独立， 有人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有人认同社会主义，但并不完全认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换句话说，中共虽然已经取得了国家政权，但还没有完全取得知识界的思想领导权。
显然，对于中共这样竭力将社会各个领域都纳入其控制之下的专制政党来说，仅仅取得政权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巩固和长期维持政权，还必须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取代人们原有的思想，彻底消灭一切独立思考，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使国人心甘情愿的接受它的统治。
因此，中共提出了对知识分子实行所谓「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这实际上为运动定下了政治基调。
二、运动是怎样开展的？
在这场运动中，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人人必须「改造」自己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把过去的思想和学术彻底否定。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 「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须「揭发批判」别人。同时，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运动的重点对象，各种人在不同大小的范围和场合当众检讨。
运动最初从北京大学发起，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国。
第一阶段：从高校开始（1951年9月）。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汤用彤等12位教授发起教师政治学习运动，并邀请中央领导人到学校作报告。
9月2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他强调，知识分子需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随后，北京、天津20所高校展开政治学习。
第二阶段：扩大到全国（1951年11月—1952年）。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思想改造。
1952年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又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运动由此扩展到高校、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文学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政府机关、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
第三阶段：批评与自我批评。
参与者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联系自己的思想经历，检查过去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主要内容包括：
1. 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2. 批判崇美、亲美思想；3. 批判封建主义和买办思想；4. 检查自己过去对共产党及所谓「革命事业」的认识；5. 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一些地方还将思想改造与组织清理结合起来，要求知识分子交代个人历史和政治关系。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
高压之下，许多知识分子不的不被迫检讨。有人虽然检讨了，投降了，但因屈服程度不够，检讨通不过，不被准许过关。有人因此自杀。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在1952年3月到5月，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
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教授刘大杰多次检讨不能通过，跳黄埔江自杀。由于偶然的原因，他被从江水里捞起来没有死，但是他还得继续检讨。除了老帐，还要检讨自己投江自杀的「错误」。
三、这场运动究竟改变了什么？
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应当具有几种基本功能：追求真理，而不是服从某种政治结论；保持独立判断，而不是以政治立场代替学术判断；对权力保持必要的批判距离，而不是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尊重事实和科学，而不是让意识形态决定事实。但是，1951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渐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纳入国家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控制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它不仅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是中共重塑中国知识界、建立意识形态控制体系的重要历史节点。
首先，知识分子失去了思想独立性，沦为了中共意识形态的精神奴隶。
知识分子原本可以依据不同的哲学观念、政治立场和学术标准进行思考与研究，但思想改造运动却将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否认同党的政治路线，是否站在所谓无产阶级立场上，确立为了一套新的评价标准。
这意味着，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之间原本具有的相对独立关系已不复存在。
其次，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成为一种政治要求。
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需要主动检讨自己的思想，甚至要对过去的思想经历作出重新解释。
问题在于，一个人是否拥护「新中国」，是否愿意为国家建设贡献专业知识，与他是否接受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本来是不同的问题。但在思想改造的逻辑中，这两者逐渐被联系起来。知识分子不仅需要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还需要证明自己的思想立场。
第三，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发生变化。
知识分子原本可以凭借专业知识、独立判断和学术成就获得社会地位。而在新的政治秩序中，政治表现和意识形态立场逐渐成为衡量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准。这为后来知识界不断出现的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