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尼尔·托马斯（Neil Thomas）在《外交政策》与《中参馆》共同发表文章「李强的悄悄崛起」（Li Qiang’s Quiet Rise），分析国务院总理李强为何会再次受到习近平重视。
发言必称「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李强，日前出席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演讲敦促各国不要把贸易变成政治或安全问题，认为参与国际经济是「重塑规则和秩序」方式。李强表示中国正致力在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上，转型为「超大型消费强国」以推动内需市场发展。
从以上发言观察，确如文章所言，尽管习近平自2012年主政以来长期将党政军大权一把抓，强化个人威信，但如今权力模式似乎正在发生细腻调整，习近平正在逐渐将治理关键，尤其是经济政策制定，委托给国务院总理李强。
再加上，最近新闻报导预定7月6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峰会，将首次改由李强代表习近平出席，更验证李强在没人看好情况下悄悄崛起。
沉潜、服从、低调
习近平上任之初，透过大幅削弱总理权限，将经济决策主导权从国务院转移至党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彻底压制李克强前总理的政治影响。
然而，李强这位与前总理李克强名字仅差一字的国务院总理，以沉潜、服从、低调姿态，逐步在习近平周围建构信任空间。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开展后年事渐长，领导风格从亲力亲为过渡至许可证管理但依然掌控最终决定权，但对政策细节与技术操作，越来越依赖心腹。
根据托马斯观察，自2023年3月就任以来，李强主持会议次数与政策可见度明显上升，显示在国务院运作已非陪衬，而是实质掌权。
另外，习近平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政策机制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13年成立，最初是党内领导人与直属机构之间的非正式协调小组，后于2018年升格为常设机构。
在习近平主持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为推动政务关键工具。他利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边缘化国务院，并将经济政策制定权集中在党内。但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自2024年八月以来就未再召开过会议。
根据公开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数据库」的党内会议记录，自2022年10月开始第三任期以来，习近平仅召开过六次委员会会议，而其第一任期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共召开过38次，第二任期则召开过27次。同样，习近平负责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的主要协调机构「中央财经委员会」在本届任期也仅召开四次会议，低于上届任期的十一次会议。
访问的G20国家比李克强还多
自2024年8月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与「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次数大幅下降，显示习近平有意将部分政策操作权限下放，特别是经济领域。
同时，李强在制度上获得更多授权，从2023年至今仅两年内已主持八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与温家宝、李克强等历任总理在五年内才主持八次国务院全体会议相当，显示其政策实权显着上升。
2023年，更通过新《国务院工作规则》恢复「总理办公会议」制度，使李强得以主导重要政策议题。新规允许他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专题学习」，类似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集体学习」，使李强能够巩固他在国务院权威。
至此，李强的领导风格逐渐由照本宣科转向自信务实，更深入参与经济政策制定。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强在对外事务的高度活跃，也代表其政治功能已超越传统总理角色。他比李克强任期访问更多G20国家，不仅反映习近平信任其外交能力，也显示李强已具备协调内外政策的综合能力。
官媒也逐步向李强靠拢。近期李强赴江苏调研，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显着版面报导他的调研新闻，释放出明确政策讯号。李强强调未来经济将以「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并着力「扩大有效需求」以维持经济成长动能。
这已不只是例行性地方调研，可视为替中国经济发展定调的核心行动。
李强在政策实践中展现技术官僚精准，也延续他过去治理江浙沪一带的务实风格。不同于习近平偏重意识形态叙事，李强则透过强调内需与创新，展现政策重心的潜在调整。
未来权力接班的潜在格局
然而，李强的政治命运终究取决于习近平态度。与此同时，蔡奇等党务系统亲信与李强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竞争关系。蔡奇牢控意识形态与安全，而李强则主导经济与执政实务。
这种分工，一方面是习近平刻意维持权力平衡，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未来权力接班潜在格局。
随着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逐渐逼近，李强的政治未来将面临制度年龄限制考验。他若届时退休，代表此轮权力过渡仅止于行政授权；但若习近平再度破例，保留其职，则意味着李强可能更接近权力核心，接班可能性虽仍未确定，但已非空谈。
李强的崛起是旧权威在面对治理需求时所产生的必然产物。在习近平的权力逻辑中，他是被选中的执行者、是忠诚而灵活的制度齿轮。他的悄悄崛起，透露权力集中的操作缝隙，也预示中国政治在强人治理后期逐步转向的可能性。
未来，无论李强是否接班，他都将在习近平接班布局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